苑守慈专栏》对新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的提醒
新政府认为过去出口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方式已不再奏效，取而代之的是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其主要精神是要呼应世界需求，发展创新且具高附加价值的產业，并聚焦能「创造就业」的產业，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多数的台湾必须扶植中小企业转型创新，才能创造出就业机会，当创新与就业都產生后，分配问题便能获得改善，薪资才有提高的可能，财富分配也才会趋于公平。
换言之，新政府期望台湾从高度依赖出口的成长模式，转向连结全球与在地均衡的创新与创业，带动企业商品服务价值的不断成长，薪资水准才能提升。台湾人民殷切期待新政府能带领台湾再造经济发展新局。
但什么是经济成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就业与财富分配的理想关联呢？首先，创新创业是拉动经济成长的关键引擎，因为它能创造就业（Job Creation）及提升生產力（Productivity）。以美国为例，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 指出新创公司占美国总就业创造的20％，而高成长公司占美国总就业创造的50％。亦即，新创企业与高成长企业便可达成70％的美国就业创造目标。
但创业有两种，一为低就业创造的温饱类创业（Subsistance Entrepreneurship），另一为高就业创造的转型类创业（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而生產力是指企业如何有效结合资本、资源与劳力產生输出，因此生產力是长期经济成长与劳力财富分配的重要来源。而转型类的新创公司通常有其独特且有效的方法来结合资本、资源与劳力，以產生高水准与高生產力的创新输出。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指出，当小型创业企业与大型公司间有着共生合作的关系，小型创业擅长產生突破型创新，大型公司则是于后改善商品服务的可用性，并提高市场化。两种类型的企业则可共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与经济的成长。
图1：美国经济生產力 (Source: 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
但奇怪的是，不同于OECD其它先进国家经济生產力的高度成长，美国经济生產力的成长自21世纪初以来已明显趋缓（图1），显示新创公司在促进经济生產力的作用并不明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瑞恩•德克尔认为原因在于企业活力 （Business Dynamism）不断下降，生產力的成长因而减少。
换言之，企业遇到高生產力的创新却无法及时反应，创新、生產力与就业创造之间的关系与结果则会显现出比21世纪初以前更差的经济生產力。同时，许多温饱类小型创业的出现（如技工、律师、房地產经纪人、小店主和餐馆等），并非以追求高成长、创新、就业创造为其目标，因此整体经济的企业活力也随之下降。
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所得不平等也阻碍了经济的成长；所得不平等愈为严重，愈会减缓经济成长的幅度。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纳撒尼尔•汉德尔纳指出，过去四十年的所得不平等导致美国减少了约20%的经济成长，总额约为4000亿，这可谓是一项「社会成本」（Social Cost）。21世纪初以来，一般美国家庭的所得虽有提升，但若将所得不平等的因素列入考量，其增加的幅度则相对没那么高（图2）。
图2：考量到所得不平等之美国家庭所得(Source: 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
先进国家中所得不平等的现象也持续加深，所得排名前1％的所得总和已占全数所得总额的10％左右，且此比率仍持续上升中（图3），因多数企业利润增额部分被分配为高阶管理人员的所得与奖金。又员工平均所得的成长速度比不上生產力成长的速度，因此加剧了所得不平等的现象。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情形比所得不平等更为明显，美国有三分之一的财富被1％的最富者所拥有（图4）。
图3：先进国家中所得最高的前1％占总所得之比例与企业利润之上升趋势(Sour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图4：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总额被财富最高的前1％人所拥有(Source: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图5：所得不平等与社经地位移动性(Source: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再者，所得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在世代间具有较低的社经地位移动性（Social Moblity）（图5），由于父母的所得通常是决定子女所得的重要因素，因而降低了子女创业的风险承受度。同时，所得不平等的扩大也会降低总体经济的需求，阻碍经济的成长。
此外，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主任伊丽莎白•雅各布斯指出，美国的财务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也可能影响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投资，主因是企业在管理的考量上易陷于短期利润，而非人才培养与市场的创造与成长。因此具有潜力的新创企业易倾向採取短期利润为经营方针，而非长期营运的作法。另一方面，财富的不平等也容易削弱政府的角色（Political Dynamics），并影响对经济成长具重要性的创新研发之公共投资。
依据行政院主计处针对2003年至2012年这十年间的统计，儘管台湾人均GDP有平均2.75％的正成长，但实质薪资的平均成长率却是负0.49％。中小企业主也表示，在过去十年间的员工成本，已大幅提升。员工成本包括法定工时缩减、劳退新制实施、劳健保费率提高等变革。依据主计处统计，过去十年，受雇员工每人每月平均总报酬增加13.4％，但主要来自非薪资报酬（如保险费、福利津贴等），增幅为34.4％。意即，雇主现在多雇用一位员工，要比十年前多付出三分之一的成本。在获利能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在考量每年的薪资预算时因此会趋向于保守。
以国民所得统计分配来看，二十余年以来企业营业盈余分配于受雇报酬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1年的51.5%，下降至2001年的48.3%、2012年的46.2%。相对此一期间，分配企业报酬比重却是逐年上升，从1991年的29.6%上升至2012年的33.0%。换言之，分配企业报酬比重明显升高，多数企业并非没能力加薪，而是没意愿加薪，而企业手上的现金也愈来愈多。过去十年间，国内企业现金存量足足增加了一倍。此显示企业面对全球经济局势的浑沌不明，纷纷选择储备更多现金因应，不愿意进行投资。
原本可用来创造经济成长的现金，却停留在企业手上，变成閒置资金。虽然政府设立一些了加薪的政策工具，如《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三十六条之二修正草案，中小企业未来在一定经济指标下，对基层员工加薪的支出可加三成抵减营利事业所得额。但许多业者认为此加薪条款在实务上诱因极为有限，因仅于当年度允许将增加支付的基层员工薪资额从营利事业所得额中减除，而后每年所需承担的薪资增额才是企业主长期的成本负担。
新政府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是否能为台湾经济开出一条活路，仍需待时间的检验，但有前述先进国家的前车之鉴，或可优先思考如何避免在就业创造、生產力、所得不平等、财务金融化、政府角色弱化等议题上所可能遭遇的挑战，并建立出经济成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就业与财富分配的理想关联，才能为台湾经济开展新局。
(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