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台湾的8路军与新4军忆抗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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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復七十周年，海峡两岸的政府都在今年举办了一系列向当年参战老兵致敬的纪念活动，以表达对这群国家英雄的感谢之意。然而，中共因摆脱不了意识形态上的拘束，不仅限制了大陆地区国军老兵领取抗战胜利纪念章的资格，在9月3日于天安门广场前举办的阅兵活动中，邀请参加的对象也清一色的以参加过8路军与新4军的所谓「抗日老战士」为主。

习近平突显共军「抗日老战士」，打压国军「抗日老兵」的态度，理所当然的引来了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认为他的做法无疑是大开歷史倒车，并且否定了其前任胡锦涛在十年前承认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抵抗侵略者作用的演说。就连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先生，也在出席台湾方面举办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因提到国军抗战老兵在大陆遭受歧视的状况而哽咽。

然而比较没有人注意的歷史事实是，不少在抗战期间参加了8路军或者新4军的共军老兵，其实也在海峡两岸于1949年正式走向分治以前，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追随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那么这一批与大多数来台荣民有不同歷史经验的老兵，又是如何看待这段在海峡两岸之间仍然找不到共识的歷史呢？

手段残暴的共军

首先，会放着内战胜利者的地位于不顾，选择离乡背井跟着战败者国民党到台湾的前共军老兵，对共產党的统治模式必然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或许也因为他们比中国大多数的军人与老百姓更早体验到了所谓「解放区」的生活，这些当过共军的抗战老兵，对共產党统治下基层民眾必须要为了革命牺牲个人自由，甚至于基本生存权的情况有更深刻的瞭解。

现年七十九岁，居住于臺北市大安区的赵衍庆伯伯，就是抗战期间在老家山东曹县加入8路军的娃娃兵之一。然而，出生自「黑五类」家庭的赵衍庆并不是像共產党所宣传的那样，是出于想打日本人的爱国热情参加8路军的。事实上他那在地方上当大地主的父亲赵光汉，一直是8路军勒索「抗日捐」的对象，而赵衍庆本人则是被强拉到了共军的民兵内当了人质。

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赵衍庆进入由杨德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指导员的8路军第2纵队辖下的民兵第1团担任政治委员。年龄还不到五岁的他，被委任担任该团的政治委员。当时中共所谓的民兵，如同今日在中东与非洲的民兵一样，是由大字不识的散兵游勇甚至于土匪组成，因此赵衍庆的工作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对他们进行什么像样的政治教育。

据老先生回忆，在他老家曹县与菏泽一带活动的8路军基本上不与日军作战，主要进攻的对象都是由日本人所扶持，中国人所组成的华北绥靖军与警备队等魁儡武装，也就是俗称的「偽军」。赵衍庆的工作，就是在共军对这些附庸武装的据点发起攻势时，故意敲锣打鼓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好替8路军的武工队争取时间挖地道直取敌人的指挥所。

虽然是替日本人服务，但是这些绥靖军或者警备队的官兵毕竟也都还是由不失人性的中国人组成，不愿意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开枪，所以8路军民兵这种声东击西的招数也往往能够获得成功。然而，假若那些日军的附庸武装真的不顾一点民族情感，向赵衍庆开枪的话，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活到今天。因此回想起中共的「人民战争」，老先生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除此之外，年幼的赵衍庆还经常看到中共以镇压「汉奸」名义残杀异己的画面。这些在双手反绑后，被迫跪在地上遭受共军枪毙的「汉奸」，有不少其实是国民政府派往沦陷区从事敌后工作的情报人员。后来因为赵光汉因为疑似在逃离「解放区」的过程中遭到共军杀害，赵衍庆失去了做为人质的利用价值，于是被扩编为冀鲁豫军区第18团的民兵第1团安排担任发放《大眾日报》的报童。

直到有一天，赵衍庆在骑脚踏车从事派报工作的时候，趁没有大人在自己身边的机会逃到了日军控制下的商丘，投靠三爷爷赵清静。最后，他又在赵清静安排下回到了自由区，并进入由国民政府创办的难民小学读书，结束了在共產党根据地的生活。这种恐怖的「解放区」从军经验，让赵衍庆在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以后，不顾一切的追随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来。

另外一位住在桃园八德荣家的王和顺先生，也是来自于平原县的山东老乡。与被迫参军的赵衍庆不一样的是，王和顺是因为忍受不了日军对无辜村民的屠杀而参加了由姑丈何宪州指挥的一支地方游击队。这支没有正式番号的部队仅有三百多人，一开始是一支既不隶属于国民党，也不隶属于共產党的抗日武装，并且也还真的与侵略者打过几次小规模战斗。

王和顺还记得，有一次游击队打死了进入他们村庄骚扰百姓的五名日本兵，就遭遇到日军集结的一百多人兵力疯狂扫荡。在日本人报復的过程中，当时还是孩子的王和顺也差点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所幸当时他躲到了一具尸体下方没有被日军发现，才逃过了一劫。这一次的武装衝突之后，何宪州似乎发现单靠自己的游击武装无法与日本人对抗，因而开始向在平原一带活动的8路军靠拢。

然而，中共的目的显然不是要与何宪州合作，而是要吃掉他的抗日游击队。很快的，王和顺就发现姑丈不知道是在志愿还是非志愿的情况下，开始对8路军方面的无理要求言听计从，甚至开始配合中共指导员的命令处死不听话的游击队队员与在地方上活动的国民党干部。根据王和顺的回忆，8路军在缺乏子弹的情况下，往往是透过活埋等极度残忍的的手段处理反共人士的。

最后，当共產党开始以拒绝参加部队小组会议为理由开始找王和顺麻烦的时候，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与四名早先一起参加游击队的同乡逃离了8路军的根据地。讽刺的是，原先怀抱着替中国人争取民族尊严的理想而加入游击队抗日的王和顺，在逃到河北省以后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加入效忠亲日政权的华北治安军第2集团军第8团。

儘管华北治安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在中国北方各省活动的8路军，但是王和顺表示他们第8团的官兵内心都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此大家内心虽然反共，但是却没有人愿意认真与共產党交战。一直要等到抗战胜利后，王和顺进入国军第92军第21师服役后，他才正式成为了在战场上与解放军交锋的中华民国反共军人。

目前居住于台南的国军退役军医张昭明少校，童年时代就生活在湖北的中共「解放区」。当时活跃在他老家孝感的中共军队，是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后来扩编为新4军第5师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过，张昭明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却是当时任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外号为「陈大脚」的中共女干部陈少敏。如同赵衍庆一样，当时尚未成年的张昭明，也在中共「人民战争」的政策指导下被迫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小民兵。

然而，这位共產党宣传中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女中豪杰，李先念的左右手以及地方孩子们口中的「陈大姐」，在执行把老百姓当「人肉盾牌」的政策方面比起她在华北的同志毫不逊色。据张昭明回忆，陈少敏会命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包括妇女与孩童对日军、附庸武装甚至于国军的机枪阵地衝过去，目的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取共军所缺乏的重武器。

根据张昭明的回忆，陈少敏有着绝大多数年轻女性所缺乏的残忍性格，每当在战场上看到打先锋的老百姓，因为无法承受敌人的猛烈扫射而想要退却的时候，她都会喊出「机枪总会有打不响的时候」这样的口号，来逼迫村子们老弱妇孺继续往敌人据点衝去。无论有多少人民群眾倒下，陈少敏都不会替他们留下一滴的眼泪，因为看在中共眼中，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爱国爱民的共军

当然，也不是当过共军的老兵，都是因为反对共產党而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的。目前住在台中市北屯区的吉月祥伯伯，对于在他故乡江苏省泰兴县活动的新4军苏中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存在着强烈的好感，甚至直到今天都还在家里的电视上摆放一座毛泽东的塑像。曾经先后参加国民党与共產党地方游击队的吉月祥就认为，新4军才是真正代表贫苦人家的军队。

吉月祥回忆，当时日军本身在泰兴并没有驻扎太多的军队，所以地方上呈现国民党的太湖游击队，汪精卫政权的和平军以及新4军等三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武装彼此对立的画面。当时同样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吉月祥，也因为大哥吉恒余先后参加过游击队与和平军，堂哥吉恒甫加入了新4军的原因，在还没有参军以前就已经对上述三支武装有所接触。

他表示，由张绍华担任司令的太湖游击队虽然表面上自称是听从国民政府指挥的抗日武装，实际上却与听从日军指挥的和平军第19师相互勾结，专门干一些鱼肉乡民的勾当。就连和平军第19师师长蔡鑫元本人，在率部投靠汪精卫政权以前，也曾经是戴笠委任的忠义救国军游击司令。这些曾经在自己眼前上演过的歷史，让吉月祥始终不认为国民党有在认真抵抗日本的侵略。

以自己先参加了国民党游击队，后来又当上了和平军的吉恒余为例，吉月祥指出大哥在这两支军队里面除了染上了赌博与吸毒的兴趣之外，还学习到了如何利用手上的兵力走私贩毒与敲诈剥削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更让吉月祥所难以接受的，是在于这两支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且都打着中国国民党旗号的中国武装部队，与以青帮为首的上海黑社会势力存在着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

老人家表示，不只张绍华与蔡鑫元两位国民党司令都是青帮份子，就连他的大哥也在加入了和平军后，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土豪劣绅。等到吉月祥本人也加入太湖游击队后，更多国民党的黑暗面也在他面前被突显了出来。比方说当时担任他们抗日游击队连长的董承，其父亲董瑞龙就在和平军担任大队长。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中正与汪精卫的部队在泰兴一般老百姓的眼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分别。

对外来入侵者百般退让，与「汉奸」相互勾结，又一天到晚跟老百姓强徵粮食的国民党游击队，很快的就因为遭受泰兴民眾的百般痛恨而无法立足。吉月祥也因为当国民党的兵当的一点都不光荣，而在1944年选择离开太湖游击队回到老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新4军在江苏省境内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吉月祥所居住的村庄内也开始出现共產党的势力。

根据吉月祥的回忆，新4军在江苏只与日本人打过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所以也称不上是什么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但是共產党的队伍比起国民党的游击队而言，确实是比较照顾基层老百姓的。他指出，新4军遵从毛泽东所谓「三大纪律，八大注意」的政策，不曾像太湖游击队或者和平军那样在地方上强取豪夺，所以老百姓对他们的印象一直都非常好。

每当有必要借民宅的时候，新4军的指导员也必定会在部队离开前，要求士兵将房子打扫乾净，所以吉月祥认为这样的一支军队，老百姓没有理由不喜欢。

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新4军虽然极少有机会与日军交火，但是他们却始终坚决打击地方上欺压民眾的「汉奸」与土匪流氓。甚至，吉月祥还曾经在堂哥吉恒甫的带领下，当过一段时间的「支前民工」。

抗战刚胜利，新4军就对接受蒋委员长指令拒绝向共產党投降，并控制泰兴县城的和平军第19师发起大规模攻势。那一次，吉月祥被编入了新4军的担架队参加了战斗，负责将受伤的共军官兵抬到后方治疗。由于完全掌握住了泰兴的民心，新4军在这场战斗中彻底歼灭了和平军第19师，枪毙了在地方上声名狼藉的蔡鑫元。

但是，绝大多数的和平军基层官兵，都在共產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下获得了赦免。这些投降了的和平军，有的参加了新4军，有些则领了共產党发放的路条回到了老家。共產党歼灭和平军的事蹟，确实令当时的泰兴老百姓大感痛快，许多人也争先恐后的加入新4军。吉月祥就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之下，主动报名参加了新4军在泰兴的一支独立团。

加入了新4军以后，吉月祥对共產党带兵的方式更是感到五体投地的佩服。首先，他指出游击队与和平军的阿兵哥普遍患有皮肤病，但是新4军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共產党比国民党更加重视基层士兵的健康。其次，他以自己的亲身经歷为证，指出新4军会花时间教育士兵读书写字，但是国民党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政策。

所以一直到现在，吉月祥都还非常感谢共產党为他提供的基础教育，并认为若要是没有新4军，自己可能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文盲。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居然吉月祥如此的欣赏与爱戴当时的中国共產党，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作出了随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到台湾的决定？因为根据吉月祥的口述，他并不是后来被国军强拉到台湾来的壮丁。

原来，吉月祥是因为听了他那位在抗战胜利后参还乡团的大哥吉恒余的劝说才离开了新4军。还乡团主要是由在抗战末期遭到共產党清算斗争而被迫逃离家园的地主士绅，在国民政府支持下临时拼凑起来的民间武装。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国军正规部队打回自己的老家，并且对在地方上活动的共產党基层组织施以报復。

亲眼看到大哥杀害七名共產党干部的吉月祥，因为深知自己若回到新4军必然将会被当成「叛徒」处理掉，于是透过在国军海军陆战队第2师服务的同乡帮忙，在1949年跟着政府辗转来到了台湾。至于他那来不及离开大陆的大哥，则是混入了中共的铁道兵团苟且偷生了一阵子，才因身份曝光遭到枪毙。然而，吉月祥却认为大哥遭到共產党杀害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

以上吉月祥关于在国共两军的记忆，最多只能反应战时泰兴县沦陷区的情况，而不能够扩大解读为整个二战中国的普遍现象，从而证明共產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或者国民党「消极抗日」。然而，如果说共军在赵衍庆、王和顺与张昭明等人心中留下了「残酷无情」的印象，那么在吉月祥心中显然留下的是「爱民如子」的想像。

由于没有亲身体验过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吉月祥对共產党的好感直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以后的今天都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当前参谋总长郝柏村将军在今年出版《重返抗日战场》一书要求大陆正视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史实的时候，吉月祥还一度有过想提笔写信驳斥这位国军老长官的想法。

恐怖份子还是爱国志士？

那么，究竟共產党是「残酷无情」还是「爱民如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因为老兵们身处不同的环境，或者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有不同的感受。一般而言，出生于富裕家庭者，尤其是共產党口中所谓的「大地主阶级」，无论是否鱼肉乡民或者乐善好施，都很难避免成为中共干部清算斗争或者掳人勒赎的对象。

如果以中共在50年代建政初期推行的镇压反革命情形来看，共產党确实是有计划的在清除社会上百分之十他们认为「不够进步」的老百姓。从这个角度来看，赵衍庆与王和顺对8路军的描述是符合事实的。缺乏武器弹药的中共，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足够的作战物资，不论是在抗战还是内战期间都有强迫老百姓当「人肉盾牌」的前科，这一点张昭明所讲的也绝对是实话。

父亲在抗战时代服务于西北军第68军，毕业自臺北东吴大学歷史系硕士班的李至平先生认为，中共之所以会採取如此恐怖残酷的手段进行社会改造的原因，可能是在于他们认为若不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法，中国无法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同时又不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与控制的国家。换言之，残暴是中共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而不得已为之的一种手段。

美国左派反战理论大师杭士基（Noam Chomsky），也以越战期间手段残酷的越共为例，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我不认为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令人髮指，就应该对之一味谴责。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动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动的后果就是让越南的农民继续过着菲律宾农民那样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动是有合法性的。」

中共从抗战开始到建政初期这段时间，所採用的各种近似当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统治手段，究竟是否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且重新崛起的一条必经之路？这恐怕是一个海峡两岸学界永远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因为就连许多没有参加共军，曾于抗战期间在沦陷区生活过，并在大陆沦陷时随政府来台的国军老兵也都很难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住在台中市西屯区的刘运隆老先生，就是在战后跟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装甲兵。战时他的老家湖北省云梦县由效忠汪精卫政权的维持会负责治理，平常日军因为受限于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签署的《日华基本关系条约》，不太会到村子里找老百姓麻烦，大家的生活过得还算可以。所以，刘运隆实在是没办法把带给自己稳定生活的维持会当成「敌偽组织」看待。

然而，在湖北省活动的新4军，虽然没有能力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决战，但是却经常性的对维持会发起恐怖攻击，引起老百姓的恐慌。这个时候，刘运隆等沦陷区居民就陷入一个非常矛盾的局面。要不就是在维持会提供的安稳日子下逐渐习惯日军的占领与汪精卫的统治成为「亡国奴」，要不就是莫名其妙的死在日本人所发动的清乡与扫荡之中，成为中共口中的「爱国英雄」。

所以，对于像刘运隆这些在抗战时代生活在没有国民政府正规军活动，只有共產党与汪精卫政权作为选择的老百姓而言，似乎没有办法同时不当「亡国奴」又安居乐业生活的。因此，刘运隆表示当看到新4军对维持会发起攻击时，老百姓内心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种重新拾回民族尊严的感觉。他对此无奈的指出：「维持会给了我们安定的生活，共產党给了我们当中国人的骄傲。」

台湾对共军老兵一视同仁

儘管8路军与新4军究竟是恐怖份子还是爱国志士的问题，哪怕是在主张两岸和解的泛蓝阵营里都找不到共识，中华民国政府与军方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中，出于还原歷史真相的目的，还是对曾经与日军作战的共军老兵给予了应有的肯定。首先是在今年出版的「勇士国魂」纪念月历上，国防部正式承认了在与日军交战中阵亡的8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为中华民国的抗日烈士。

「勇士国魂」纪念月历的制作人，国防部心理作战大队梁绍先少校在受访时指出：「当初会将左权放上月历的烈士名单，完全是因为当时的8路军在编制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而身为8路军副参谋长的他又是在与日军作战中阵亡，符合了当前国军对中华民国抗日烈士的定义，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抗日战争歷史的真相本来就在台湾，而不是我们要与对岸争夺歷史诠释权。」

其次，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年6月15日宣告颁布抗战胜利纪念章时，也明确表明了无论是在抗战胜利后转投共军者，还是在抗战期间就服役于8路军与新4军编制下，并参与对日作战的老兵，通通都符合纪念章的申请资格。此一政策相较于中共限制打过内战的国军不得领取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政策，已经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赢得了歷史的高度。

因此，张昭明与王和顺等曾经被迫参与共军的国军老兵，也都先后在今年以抗战先进的身份获得了马英九总统的表扬。后者甚至还在国防部的邀请下，穿着灰顏色的国军老制服，参加了7月4日于新竹湖口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兵力操演。虽然曾经度过白色恐怖时代那段令人回想起来就提心吊胆的岁月，但是两位长者在政府的照顾之下，都享有愉快又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至于从来就没有认同过国民党政府，而且又是受到自己大哥牵连才被迫离开故乡的吉月祥，则认为自己当年若选择留在中国大陆，会有比到台湾来有更好的发展。他到现在坚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要消灭共產党与中共政权内腐败的高级干部与官员。儘管有不少无辜的人民群眾因文化大革命的失控而遭受到迫害，但老先生坚持相信这场政治运动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他认为台湾就是因为没有经歷过文化大革命，政治人物才通通都被四海、竹联、洪门与天道盟等帮派势力把持，就跟抗战时代的国民党一模一样。虽然非常推崇在台湾推行十大建设的蒋经国，并且认为他是真正带领中华民国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吉月祥仍认为自己今天如果在大陆，至少也还能够当一个受人尊敬的「离休干部」。

相较于始终与台湾社会格格不入，无论与外省人还是本省人都话不投机的吉月祥，赵衍庆则积极参与台湾的政治。靠购买股票致富的他，曾于去年参加台北市市长的选举，并且因为明确提出了要让穷人过好日子的政见，而获得了仅次于柯文哲与连胜文的第三高票。落选后，赵衍庆仍没有放弃服务人群的希望，再次投入明年台北市立委的选举，希望能为深化台湾的民主政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