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努力获台湾抗战老兵肯定
来自英国，目前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歷史系的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在12月22日于台北市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新书发表会上，因试图从中国社会基层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努力，得到了台湾的抗战老兵肯定。
肯定中华民国「最伟大的世代」
《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并不是拉里第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关于中华民国史，甚至关于中国人迁徙史的书籍。据当天参加新书发表会的白先勇先生描述，早年他在研究父亲白崇禧将军的歷史时，就参考了拉里于1975年撰写的第一本作品，《中国政坛上的桂系》（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若从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角度来看，《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拉里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同样由剑桥出版社在2007年为她出版的《中国共和政体史》（The China’s Republic）里，拉里就试图去分析中华民国这个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华人民主共和政体，在海峡两岸这一百年的歷史上到底扮演了甚么样的角色。
除了肯定中华民国如何破天荒般的将自由与民主普世价值带入中国，让这个古老的帝国走向更为多元与开放的道路。与过去西方学者谈论中华民国只谈到国共内战结束为止的传统不一样，拉里也花了不少的篇幅谈论中华民国政府到了台湾以后的歷史发展。即便同时面对中共与台独的「双重夹杀」，拉里仍旧认为中华民国的存在，将持续为大陆与台湾的中国人带来正面的价值。
甚至，《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也并不是拉里最新的作品，只能算是最新的一部中译作品与唯一一本在台湾出版的正体中文书籍。因为她在今年3月2日又出版了《社会史观下的中国内战》（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同样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国共内战对海峡两岸中国人造成的各种正面与负面影响。
不过，最让笔者感到讶异的一点，是她在《社会史观下的中国内战》一书的开场白中，做出了一段可能令所有在1949年被迫离开大陆故土，跟着蒋中正先生到台湾来的外省籍人士颇有感触的论述：「本书献给所有相信自己热爱的祖国将走向进步与改变的道路，但是却在内战结束后没有机会为国家贡献才能，不是遭受迫害，就是被迫离开祖国的中国人。」
当然，拉里这段描述的对象，并不只是目前居住于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或者受到国共内战影响的本省人，还包括了为了躲避赤祸旅居海外与港澳地区，乃至于留在大陆而遭受共產党政权迫害的「民国世代」或者「共和世代」。但是，从这段叙述中，大家却不难体会到她对那些直到今天都仍在捍卫中华民国价值的长者们充满了向往与肯定。
可与《被遗忘的盟友》互补的书籍
从研究抗战史的角度来看，拉里的这本《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与由牛津大学教授芮纳‧米德（Rana Mitter）撰写，去年在台湾出版的《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一书互补。因为相较于《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被遗忘的盟友》主要还是从军事与外交上的角度，去探讨中华民国在协助同盟国抵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拉里的作品，则更偏向于讨论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各种苦难。这样的苦难不只来自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军，同时也来自于为日本人服务的偽军、等待时机推动社会革命的共军，来华助战的盟军，甚至于保家卫国的国军。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之下，中国人在战时付出了近两千多万人死亡与近一亿人流离失所的代价。
关于国民政府在战时的政治、军事与外交决策，还有这些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大多可以经由檔案文献找寻答案。至于中国基层百姓在战时的生活与感受，则可能要透过各种文学作品来体会。受限于中共所实施的政治体制，拉里并没有办法从中国大陆取得太多第一手资料用于完成自己的作品。所以，拉里这本书主要是靠来自于中国、日本还有西方的文学作品完成。
透过这些文学作品，乃至于走过抗战岁月的知识份子之回忆，拉里得以在书中提到许多有趣的抗战故事。比方说许多中国人在抗战期间将法国的《马赛曲》改编为中文的爱国歌曲传唱。由于法国在遭到德国占领以后禁止传唱《马赛曲》的原因，这首象徵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歌曲，反而主要是由中国人以不一样的形式在歌唱。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则是拉里认为抗日战争也让中国社会得以快速走向统一与整合。她指出，如果当年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本来集中在中国东南富裕省份的文化与知识精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大规模的集中于尚处于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地区。换言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中华民国得以从政治与社会上摆脱四分五裂的状态，快速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然而，随着战争拖得越来越久，中国军人与平民在抗战初期所怀抱的强烈民族意识与斗志也逐渐消耗殆尽。不过，对中国而言破坏最严重的，可能还是在于抗战彻底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机制，还有昔日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传统关系网。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的势力被赶出了华北与华东的沦陷区以后，中共得以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之下走向壮大之路。
抗战对中国战后歷史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毫无疑问的就是在农村地区成功塑造自己爱国者形象的中共累积了足够的实力，并且在1949年将中华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受尽了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不仅将所有的责任一股脑的推给了国民政府，相信了共產党的宣传，同时也出于求生的本能，逐渐放弃了许多传统中国人所信仰的善良与勤劳美德。
目睹了大量国军的将士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后，许多的中国人不再愿意挺身而出捍卫自己过去所信仰的价值，并且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与自私。同时，他们也更加的愿意将一切做决定的权力，转交给声称能解决人民一切问题的中国共產党与毛泽东。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情势发展之下，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于1966年爆发。
这样的论点，使得拉里教授成为将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做歷史连结的第一人。在新书发表会的现场，确实有一位来自金门的听眾站起来对此一论点提出了质疑，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中国人民对西方殖民帝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与瓜分中国的一种反抗与反动，罪魁祸首来自于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殖民，而不能怪罪到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还有趁战乱而崛起壮大的中共。
然而，发生于1842年的鸦片战争与发生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差距实在是过度遥远，而且自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不只西方势力已经完全离开了中国，甚至英国还已经与中共建立了邦交，因此将文革与鸦片战争做歷史连结的论述，实在是过于牵强。与此相反的是，有相当大一部份文化大革命的亲生经歷者，都有走过抗日战争的歷史岁月。
当然，光凭一本书的篇幅就要将文化大革命与抗日战争之间的联繫表达清楚是不够的。正如国史馆馆长吕芳上先生在现场所言，《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本介于学术与通俗两者间，严谨不刻版，通俗不粗俗的书籍。该书里面提到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做为一本论文进行深入的探讨，所以在此不再对其内容进行更多的介绍。
来自于台湾老兵的肯定
如果一定要这本《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中找寻缺点，那么笔者认为可能还是受限于拉里本身居住环境的影响，她还是只能够运用抗战时代或者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来解读基层中国人民的抗战经歷。儘管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基层老百姓在不具备基本写作能力的情况下，无法表达自己面对战争时的心情，但是这个问题仍可透过口述歷史来解决。
可惜的是，拉里因为居住于加拿大的客观因素，能够接触到抗战亲身经歷者的条件十分有限。幸运的是，当天新书发表会的现场，就来了两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军老兵来替她加油打气。首先是在抗战末期响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参加青年军632团，在大别山一带同日军、偽军与中共打游击的潘长发先生。
潘长发先生表示，在参加青年军以前他还是一个孩童，由于在他故乡同时存在着国军、共军、日军、偽军还有土匪的势力，老百姓同时要缴好几次的粮食给不同的武装势力。有些时候，走一小段的山路都要过好几个部队设下的关卡，让他感觉在犬牙交错的「三不管地带」过日子非常痛苦。等到加入青年军以后，日军、偽军与新4军都到处在悬赏他们这些爱国青年，生命天天都遭受到威胁。
所以战后到了台湾，有一段时间潘长发的太太不愿意与他共睡一房。因为每天到了晚上，感染了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症候群-潘长发先生都会在睡梦中大喊「杀」的口号。比较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拿起扫把衝到屋外行军，甚至于拚杀刺刀的动作。
另外一位参加活动的老兵，是在抗战期间参加国军第89军政工队，在江苏省北部地区打游击战的王珂奶奶。曾经在1940年10月份的黄桥事件中差点被新4军打死的黄珂奶奶表示，能够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花费如此多的心力与精神研究中国人在战时受过的苦难令她十分感动。她与潘长发爷爷都衷心的希望有更多类似的书籍在国外出版，让世人不要忘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的牺牲与付出。
(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