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在旧时代里的情谊

冯小刚几年前拍的一部电影《集结号》里的故事，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是有的。将自己的青春岁月耗在替老长官守墓上是否值得？以及是否有必要？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这种忠诚与信实，则是中国人的一种深沈厚实的美德！

我的姨父是父亲小时候在东北的老师，他在1946年的时后，在东北被选为安东省的国大代表，到了臺湾之后就一直持续代表着那自1949年之后就再也没回过的老家「安东省」行使国大代表职权。（附注：国民政府在大陆时，将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东省又划归给吉林省与辽寧省。在八零年代末期与九零年代，臺湾经过修宪与老人们的逐渐凋零，在臺湾代表大陆省分行使职权的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们，全部退出了歷史舞臺。）担任国大代表，早期除了会议期间的车马费之外，平时是没有薪俸的。由于姨父与阿姨一共生了五个孩子，食指浩繁；所以姨父除了担任中学教师外，晚上也到夜校兼课贴补家用。身着一套很旧的老式西服，骑着黑色的28吋的自行车去授课，是我小时候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我就是就在表姊的指导下，在要升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暑假，以斜跨车架的方式，成功的用姨父的这辆28吋自行车学会了怎么骑单车。

姨父有一位从老家一起来的朋友刘老师，他也是爸爸和叔叔小时候在东北的老师。刘老师到了臺湾之后一开始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小的时候（七零年代），他是在台中市区开了一个当铺。当时我所感受到的观念是，去当铺当东西是有些不名誉的事，甚至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经过当铺门口时，都会觉得有些不自在而加快步伐。当铺的大门毫无例外的都有一块布帘挡着，那块布帘上面印着一个很大的圆圈，圆圈里有一个很大的「当」字；进去典当东西的人，一般都是很快的闪身进去，然后遮掩在那块挺大的蓝布头的后面。

爸爸去台中出差时，有时候会去刘老师家打麻将。有一次因为要去梨山办事，我刚好放暑假，还带着我和二哥、三哥一起去，当时二哥、三哥都还在读大学，爸爸打了一会儿，有时候会换二哥上去打，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些长辈都说二哥麻将打得太好了！这些常到刘老师当铺来打麻将的人，多数都是1949年之后从大陆迁到臺湾的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省分，但是到了臺湾后都成了「外省人」，他们聚在一起的话题，毫无疑问的会大篇幅的提到在大陆的往事，内容多是抗战、国共内战、逃难，以及家乡里的事。我后来想想，里面有些极度惊险与英勇的情节，可能带着点吹嘘的成分，但是这些人都是大时代里面的小人物，则是丝毫不错的！

刘老师也就在我去他家看大人打麻将之后不久，突然心臟病发过逝。他生前曾经交给姨父一个盒子，说是里面放了点黄金，让姨父帮他收好。他的亲戚（他到臺湾生活了近三十年，都没有结婚）也知道他有黄金放在姨父那里，但是不知道有多少；而实际上姨父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有多少黄金。现代社会的人，甚至可能会怀疑，那个盒子里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人都是饱经战乱与歷经风霜的读书人，不会不知道这里面所需承担的人情风险，但姨父还是收了下来。

据母亲说，有刘老师的亲戚私底下说那里面有15两黄金，也有人说是12两黄金。在七十年代，臺湾仍然严格限制黄金自由交易，那些黄金多是1949年从大陆带来，有可能就是他的父母倾全家之力交给逃难在外孩子的保命钱，一般多是最后的家底，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一份极高的亲情蕴含在里面；要不就是到了臺湾之后的多年积累，然后到黑市去换回来的黄金。当时的黄金价格一两大约是新臺币两万多元到三万多元之间，差不多等于八百美金左右。七零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一般的公务员与教师的薪资，大约是年薪才一千美金左右。

在举行完刘老师的丧礼后，姨父召集了东北的长老、刘老师的亲朋好友，以及刘老师在台的学生到家里，在大家面前当眾打开了盒子，结果盒子里面有20两黄金。事后我还听父亲说过，当时姨父心里也是有压力的。

现代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像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朋友之间的信任与友谊，居然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小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只是觉得大人正在办重要的事。这种特殊的感觉，还在于我一个小孩子所能感受到的那整套虽不拘形式，却带有某种仪式性的严肃凝重氛围；但是现在想起来，参照当前的社会，我则几乎要感动的流下泪来了！

（作者王冠玺，台湾出生，中华民国籍，浙江大学教授）

(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