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学者：台湾的低薪恶性循环

　　这几天台湾的“低薪总经理”的议题成为媒体的焦点。年轻人低薪已经不是新闻，但高阶经理人也跟着低薪，就令人不解与震惊了。

　　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潘华生23日在《中国时报》发表评论说，遥想25年前，台湾还与香港新加坡韩国在伯仲之间，远远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抛在脑后。但根据财经媒体的报导：相同职场位阶，台湾高阶主管的年薪不但比不上昔日四小龙伙伴与大陆，竟还落后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的基层劳工的起薪也已接近1万台币，中阶管理干部薪资则已接近台湾厂的水平。

　　台湾的低薪现象所衍生的愤愆，甚至是本次国民党选举大败的主因之一：贫富日渐悬殊，占多数人的工薪阶层早积怨已深，他们不理解在生活已经日渐拮据之际，马当局为何还放手让油电双涨，加上年轻人谋求合意职业不易，不满现况之下，只能找执政党出气。

　　事实上蓝绿政党在经济政策上并无显著差异，即使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也难有太多的差异。甚至国民党在经济政策上较民进党显然较为开放与进步。

　　那么，低薪恶性循环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新台币货币长期被低估，目的是以抑制进口鼓励出口。但若转变成以实质购买力的货币平价民众所得来看，台湾的所得其实不低。甚至超越日本与韩国。但一旦以名目汇率转换，台湾的所得与物价均不可思议的低价。因此，台湾“中央银行”将新台币长期低估以鼓励出口的思维，或台当局急于营造有价格竞争力的低成本制造业环境，以吸收台湾厂商鲑鱼返乡的思维，恐是雪上加霜。

　　其次，外来竞争不足。近年台湾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年年垫底。其结果是对本土台湾厂商在人力资源的竞逐上缺乏有效竞争。坦白说就算是对大陆开放服贸协议，也不见得有多少大陆厂商愿意前来市场规模与潜力皆小的台湾投资。更何况台湾社会还以保护岛内弱势中小企业生存为名关起大门。使得陆商藉服贸协议来台创造雇用的可能也消失殆尽。

　　另一方面，在台湾制造业厂商大量外移的过去15年，台湾还继续在大量进口更低价的外劳，导致低薪劳动力过度供给，另一方面却有效需求不足。坦白说：厂商雇用不到劳动力，不正是因为价格太低导致劳动的供给意愿不足？相反地，台当局应该做的是创造人力资源的短缺以引导劳动力的价格上涨才是。

　　最后，企业主不愿意回馈与利润共享。台湾近2年许多企业其实获利皆超往年，却吝于调薪，台湾满街的豪车豪宅，就是此一社会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的明证。企业主还振振有词，抱怨台当局对员工的福利与保障已经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不肯与劳动员工分享企业经营成果。

　　与此同时，台当局的决策太在意企业与资本家的需求，这现象有其系统性的因素。例如，选举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议员往往需要财团的支持，从而成为财团的代言人；而台当局在解决经济问题时，也过度依赖财团组织而成的“建言会”提供建言。使得台当局的决策逐渐往资本家倾斜，特别是在尚不透明的两岸商机上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目标，使得多数的工薪阶层未能直接分享到台湾的经济果实。

　　人不但是重要生产要素，也是消费主力。压制工资最终伤害的是整体经济的质与量，促使经济体长期停留在低阶的低附加价值层次。我们的下一代在海外农场采草莓，在赌场饭店当服务生，台湾人成为廉价、苦力的代名词。真是情何以堪？

　　韩国有强大的工会力量与厂商议价，因此韩国的薪资上涨速度较快。但在台湾经济运作的机制中，几乎没有任何调薪的努力与设计，久而久之，企业究竟是不愿加薪、还是无能力加薪，已经难以辨认。其实历史上的国民党是一个中间偏左，扶助工农的政党，若马当局敢于健全工会力量，或学习过去的新加坡与现在的大陆越南，启动强制调薪机制，迫使企业回馈较多的利益给员工，则今日一切可能大不相同。为维持台湾社会的稳定、改善贫富分化，消弭仇富与反中的社会气氛，马当局应有更积极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