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资金管控严　陆维权组织处境艰难

－大陆NGO新法衝击专题之三在深圳，一处简朴的工人服务组织办公室里，创办人表示，对于明年即将实施的境外NGO管理法，自己感到担心，不确定未来是否还能从境外申请到经费，但也不能做什么。

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大陆称社会组织，包括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提供社会服务为主的「民办非企业」。若要成为合法的社会组织，早期规定必须找一家现有的机构单位挂靠，后来不需要挂靠了，可直接向民政部门注册。

但是，许多服务弱势团体的组织只要牵涉到维护权益，就很难获批注册。深圳一家工人服务组织创办人李先生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曾有市级总工会主席明白表示，开放注册「不是针对你们这些劳工机构的」。

据他了解，劳工组织没有一家注册成民办非企业，而是做工商注册，以企业之名行非营利机构之实，在报税优惠上会有影响。

当前，中国大陆地方政府也在越来越多社福领域开放民间组织加入，类似台湾「公办民营」的方式，但必须注册成民办非企业的机构才能拿到这些「政府购买服务」。

珠三角一带，制造业林立，工人眾多，也造成这一带有较多维护工人权益的组织。但是工人维权组织难以注册，更别提募款，因此多数都仰赖向海外NGO或外国驻中国大陆大使馆提供的项目资金。

李先生的机构只有3个人，一年向海外NGO申请的经费约人民币20多万（约新台币100多万），虽然不多，却比没有强。他说，由于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发展，国外基金会的海外项目已逐年减少对大陆资金的支持，转投入其他更贫穷的国家。

2017年1月1日将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境外NGO在中国大陆境内活动的资金来源、收付及帐户管理作出严格规定，规定其代表机构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并向社会公开。

这意味着，境外NGO对大陆未经注册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出现问题。

更有甚者，根据新法，除了目前已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境外基金会或社会组织，未来境外NGO在大陆活动，只能採取设立代表机构和临时活动两种形式，临时活动也须向公安部门备案。这表示，当前某些境外NGO只透过通讯与大陆NGO產生活动连结的方式，可能不合规。

李先生说，4月底法案通过后，他和同行们都在讨论未来怎么办，「观望」最足以说明大家的态度。

「执法者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中国，很多法律都是这样的，平常没什么，一旦出事了才拿法管你。就看这个法要实施到什么程度。」李先生转述某些同行的想法。

总部在美国的劳工权益组织成员林先生则明确告诉中央社记者，新法还有很多细节没有确认，但如果是不被新法准许的，他们一定不会暗地里做或钻漏洞，因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至于是否考虑依照新法规定，未来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机构？林先生说，不同组织可能有不同答案，他服务的机构在中国大陆业务量并不大，考量成本效益后，可能不会这么做。

新法的影响已经开始。一家在南方城市已经发展10多年的工人维权组织，创办人魏先生告诉中央社记者，他知道已有德国和美国两个组织取消在大陆的资助项目，为的就是要降低敏感度。

从事工人维权运动，在中国大陆的确有可能成为十分敏感的事件。

陆媒「财经」杂志报导，去年12月3日，广东广州、佛山两地有多达15名关注劳工权益的NGO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被警方带走，其中包括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何晓波、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工作人员朱小梅。这3人隔天被刑拘，罪名分别是「涉嫌职务侵占罪」和「涉嫌聚眾扰乱社会秩序罪」。

据魏先生了解，这次事件和这些NGO协助劳工有关罢工的集体谈判有关，「南方的这类NGO现在基本上是停滞的」。

李先生说，这件事之后，为了组织的长远稳定发展，他现在只做风险较低的服务，譬如争取工伤补助及配合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人培训服务，而不做风险较高的培训，像是教导工人代表做集体谈判。国外基金会资助方对此表示理解。

他说，「现在经济不好，企业生存难，要搬迁、有补偿金问题，所以政府不希望工人太强硬抗争。」

魏先生说，本土维权NGO必然要转型。他所创立的机构，因为较具知名度，当地外商公司主动洽谈合作，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包单位，发展工人热线和当面谘询，也为工人举办纾压的户外活动，目前这是此NGO收入的主要来源。

外商大多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对员工做结合心理辅导和权益沟通的服务，但本土企业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此外，魏先生的组织在北京的分支机构，也在当地司法局授权之下成立调解委员会，为工人维权。

魏先生说，他未来还是想要争取注册成社会组织，因为有合法身分，起码可以争取政府资源，至于如何能在合法身分下持续为工人维权，「这是策略性问题」，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其他。1050918

(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