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科技创新引发“人役于物”的风险

　　台湾《工商时报》22日社论说：新年伊始，几乎所有科技趋势分析都预言，今年将是穿戴式装置百花齐放、物联网蓬勃发展的一年，当万事万物紧密相连、智慧运算无所不在，它对个人、组织与企业运作，都将带来创造性破坏。换言之，人类社会为了迎头赶上自己的创新，必须破坏既有运作模式；对于技术驱动端而言，这意味着庞大的新商机，对于消费端而言，这似乎又是项“跟不上时代就落伍”的单向选择。

　　作为资通讯代工重镇的台湾，更存在着汲汲于创新的焦虑感。不仅科技业担心被后浪淹没，从政治人物到芸芸众生，至少在口头上，大都认为“求新求变”才是进步的表征。如果有人捍卫现况，就被斥为陈腐保守、袒护既得利益者。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不再鼓励“听妈妈的话”，而是要听“婉君”(网军)的话。

　　然而，科技无止尽地创新，就永远是对的吗？创新又是谁说了算？人类累积数千年的古老智慧，就真的不值一顾了吗？在穿戴装置的大好势头上，网络搜寻引擎龙头谷歌近日决定停售第一代Google Glass，看似逆潮流，却有如当头棒喝，值得创新至上论者深思。

　　一年半前，当谷歌信心满满，视智慧眼镜为下一个杀手级产品，我们即曾提醒，当开发者企图将科技与人体合而为一，其潜藏的动机已从“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演化到“科技足以煽动人性”，其对于人类生活的“杀伤力”不容忽视。

　　无奈的是，标榜“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芬兰国宝诺基亚，没跟上网络大潮，败阵于后起之秀的机海战，2013年9月被迫将行动通讯业务卖给微软。与此同时，牢牢发挥网络优势的谷歌却过关斩将，股价一度突破1,000美元，并在上市十周年的2014年4月风光分割股票。

　　根据统计，谷歌在2004年8月19日以每股85美元IPO，股价在2014年2月11日缔造1,191美元新高，10年大涨13倍，同期间涨幅仅次于苹果等10档个股。尽管谷歌股票一分为二后，股价折半，但当时分析师普遍认为，随着获利不断攀升，其本益比反降至20倍左右，远低于上市时的52倍，后市大有可为。

　　谷歌如此亮眼的营运与股价表现，似乎打脸我们的示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10周年分水岭之后，该公司股价却开始走下坡，由于缺席今年初的消费性电子展(CES)，被讥为最大输家之一，更导致股价在上周初一度跌破500美元关卡，较调整后的历史天价大幅拉回逾17%，离下跌两成的熊市门槛仅差数步。

　　缺席CES，并不意味谷歌停止创新。相反的，该公司近年创新不断，从Google Glass、无人机，到无人自驾车，无一不是放长线的大投资，却也无一不引起争议。无人自驾车离商转还有遥远路程，暂且不论，Google Glass从一开始就挑战个人隐私与安全性，尽管跃跃欲试者众，但店家、律师到民代的反对声浪亦不绝于耳，在实际销售欠佳下，终于迫使谷歌停售第一代产品。至于无人机，虽已在澳洲展开实测，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以飞航和陆地安全为由，仍禁止境内私有无人机的飞行。尽管业者不断以出走海外相逼，但FAA迄未松动立场，且就算愿意此刻即启动修法，恐怕也要耗费数年时间。

　　当然，有人会说谷歌只是不做眼镜(硬件)，未来把精力专注于系统平台(软件)的建构，反而更有利于其他穿戴式装置的联网运用。但我们宁愿将此举视为省思“科技vs.人文”的契机：有能力做，与该不该做，是两回事；物役于人，与人役于物，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以如今喊得震天价响的开放资料与大数据为例，两者都是在网络全球化之后，才有能力做的事，政商学界论及其重要性，最崇高的诉求都在造福人群。但更贴近事实的潜台词却往往是，为了更精准地掌握消费者、选民，以便赚取更多钱财、争取更多选票。因此，主事者在法规松绑的决策上，就该慎防被“创新”所诱，以免过犹不及。

　　同理，类似无人机、优步(Uber)这类创新应用，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或对既有运作机制形成干扰，或对既有业者造成威胁(况且受Uber冲击的传统计程车司机绝非具优势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主事者在追求法规与时俱进的同时，也该慎防被“创新”所诱，以免戕害法制精神，得不偿失。

　　再以引发热议的“工业4.0”为例，用“人”的智慧去掉“人”的劳动，是智慧制造的精髓。理论上，当机器取代人力，机器间又可透过智慧对话，提高产销效率，人力就可转往更高阶的运作。但在实务面，却潜藏人役于物的风险，且绝非危言耸听。这也是何以英国物理学大师霍金、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人工智慧(AI)教授罗素、麻省理工学院宇宙学家泰格马克、物理系教授威尔扎克，以及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穆斯克，从去年迄今会再三警告世人，AI在可见的未来就将难以被人类掌控，并可能酿成像电影《魔鬼终结者》般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