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台湾名嘴：“魔鬼”到处走，台湾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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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莲福，台湾时事评论员，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社长

　　施以诺，辅仁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台北市医学人文学会理事长

　　6年9起随机杀人案，1周4起恶性虐童案，最近台湾民众被这些案子搞得人心惶惶。这些犯案者多为30岁左右的年轻宅男，他们不把人命当回事，犯案理由多为工作不顺、孤独不被社会所认同。本期“对话台湾名嘴”请来时事评论员杨莲福、精神科职能治疗师施以诺，他们将带我们解读这些案件背后的社会原因。

　　 宅男没问题“窄男”更偏激

　　导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请教施老师，9起随机杀人案，犯案者大多是年轻宅男，是什么样的心理，让他们以这种残忍方式报复社会？

　　施以诺(以下简称“施”)：其实宅男本身是没问题的，宅并不会造成偏激，能出问题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窄男”，“窄男”的观念很狭窄，他们觉得身边没有认同自己的人，也没有人了解自己的好。“窄男”更强调个人主义，觉得自己孤独不被理解。这种长期压抑的精神状态，若遇失业或其它挫折，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记：杨老师，这些共性，折射出台湾怎样的社会问题呢？

　　杨莲福(以下简称“杨”)：这是社会转型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美国、欧洲、日本都曾有过这个阶段，特别是日本的案例非常相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就有很多不善沟通、个性孤僻、人际关系疏离的年轻男性，引发了一些怪异的杀人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的黄金年代，但接下来就开始走下坡路。

　　记：台湾经济现在也不是很景气，这跟日本当年情况有点相似。

　　杨：是的，台湾也过了黄金发展期，更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现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想要成功的话，很关键的是他们对于机会点的把握，把握住了，当上CEO也蛮多的。但更多的年轻人错过了机会点，可能就被剥夺了成功的机会，所以年轻人就呈现两极化的现象，失败者的失落感、边缘化表现得特别明显。

　　 杀人案经媒体扩散带来负面影响

　　记：自从郑捷去年5月犯下捷运杀人案后，类似案子层出不穷，这是否跟媒体密集报道有关？

　　杨：郑捷杀人案经媒体扩散，确实带来很负面的影响，这些孤僻的宅男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类，找到了知音，一旦有一个触发点，他们可能就会想要模仿。我觉得媒体还是应正常化看待这种案件，不应该为了收视率而夸大渲染。

　　记：媒体担负着宣导角色，应如何正面引导受众呢？

　　施：我觉得媒体有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因为现在的媒体，仿佛都在向青年传递一个“狭窄的价值观”：那就是你必需有钱、有名，才值得关注。我觉得媒体不要太常报道名人或有钱人的婚姻或私生活，而应多报一些小市民的温馨事迹。品格高尚的人，他们对社会的作用并不低于一个打胜仗的将军，也不低于成功的企业家。一个相夫教子成功的家庭主妇，也是一位成功者；一个愿意放弃大城市工作而默默选择去乡下服务的人，也值得歌颂。

　　记：媒体和社会营造一个“宽广的价值观”，也可以让“窄男”们的心更宽一些。

　　施：是的。其实一个人存在的“价值”是可以很多元的，上天创造每一个人都有其无可取代的意义。

　　“草莓世代”更应学习抗压能力

　　记：对于这些比较偏激的人群，除了媒体，政府部门和学校是不是也应给予更多关注？

　　施：我们看到，好几个随机杀人案例都与失业有关。年轻人若对未来感到绝望，是会产生愤世嫉俗的观念。一个有担当的“政府”，应给下一代营造一个可以打拼的环境，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但同时，年轻人自己也要懂得去面对和处理挫折。

　　记：岛内年轻人被称为“草莓世代”，外表光鲜亮丽，但却一碰即烂，好像抗挫折的能力真的很差。

　　杨：是的，每个世代都有自己要克服的问题。像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是危机中成长的一代，我们经历过贫困的生活，所以我们懂得如何应对危机，抗压性比较强。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在稳定中生长的一代，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准备，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又遭遇了稳定中的危机，这些我们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很平常的“危机”，可能就是他们过不去的那道坎了。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有集体主义的信仰，但如今，台湾威权结束快30年了，年轻人更崇尚个人主义。

　　记：现代社会都主张年轻人要追求个性，但如何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呢？

　　施：我们辅仁大学医学院有一门课，是让学生用所学去回馈社会，他们可能是到疗养院去帮助病人，可能是去做义卖等活动，年轻人追求自我没错，但追求自我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最终还是要回馈于社会，而不是封闭在狭小的自我空间中。这些“窄男”们也一样，他们若能把个人利益跟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就不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了。(海峡导报记者杨思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