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炳伸专栏》「国家投资代表队」的能或不能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正在考虑筹组「国家级专业投资公司」，针对新政府倡议的五大创新產业，绿能科技、国防產业、生技医药、亚洲硅谷与智慧机械，由政府出一部份的钱，与民间业者合资，希望促进这五大產业的发展。成立「国家投资代表队」这样的主张，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似乎只要政府出手就成功在望。一时之间，彷佛回到台湾早期，由「大有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年代，让人不禁纳闷，我们的新政府难道念念不忘旧思维。

新科技发展的歷程，风险始终一路相随。从早期概念发想、实验室雏形、小量试投、稳定產出、大量布建，到被市场接受，整个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风险系数不同，资金来源与额度也就有所不同。如果技术可被市场接受，表示这项新科技的风险较低，已经相对成熟，通常就能够从一般银行或是在股票市场上筹募到资金。如果只是在初期通过雏形验证，准备小量试投，这时候正需要大量烧钱，风险非常大，但由于被市场接受的可能性也相对增加，通常仍会吸引创投业者的青睐。高风险代表着高报酬，创投业者因此愿意冒险投资。

整个新技术往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资金挹注的，是在大量布建的阶段，来证明这项技术已可大量生產。以美国绿能新创公司为例，除了从创投、私募股权，以及银行募集到的资金之外，仍然还需要1亿到1亿5千万美元，才足以完成商业化之前的部署。但，可大量生產，不代表可被市场接受，因此虽然距离商业化只有一步之遥，仍存在高度不确定。然而，资本市场所能够动员的资金其实有限，所以新创公司如果无法及时取得奥援，往往会壮志未酬，魂断「死亡之谷」。当整个资本市场能够承担高风险的资金都已动员，但仍然不够，那究竟还能从哪里找到资金呢? 这个时候，或许就是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刻了。

不过，如何作为，是必须讲究的。

国家投资代表队，形式上是透过政府参股，分摊风险，希望引出民间投资。但是，预设的投资标的物是新创技术，具有高度前瞻性，连平日长期关注相关领域的业者都未必清楚，更何况是向来与市场有距离的官僚体系呢? 既然如此，如何能够寄望这支国家代表队能够挑中适合台湾產业生态，又具有利基优势的标的技术呢? 又如何能够引出民间资金呢? 这是涉及超过1亿5千万美元的大型专业投资，绝对不是「官大学问大」就能够办到的。有人说，可以透过引进专业团队，来协助判断挑选出好的投资标的，乍听之下，好像合理，但是细究之后，同样的关键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挑选专业技术，不是也就无从判断不同专业团队的优劣吗?

那政府究竟能做什么? 该做什么?

台湾科技人才济济，如果能够援引这些科学家的专业与智慧，就有机会从全球科技新创成果当中，较为精准地海选出台湾需要的新技术。这些经过科学家背书的新技术，代表着较高的商业存活率，也代表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当这样的投资机会形成时，市场嗅到有利可图的气味时，自然比较容易吸引资金投入。同时，政府可以因势利导金融体系提供低利贷款，降低业者的资金成本。对业者而言，融资上的优惠与官方参股，在经营上所提供的诱因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投资是否获利，贷款都是要还的，所以业者只有更专注经营，才更有机会渡过「死亡之谷」的考验，技术也才能持续发展。整个机制的设计，政府只要出面主导建平台、当媒介，塑造利于產业发展的经营环境，根本不用直接出钱，也不需要烦恼投资标的物的选择，更不用担心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一切都由市场参与者合意运作。

政府在塑造环境的这个角色上，是真的可以不用投钱，就能让產业参与者立刻有感的。以太阳能產业为例，台湾业者多年来苦思提升太阳能发电效能。其中的「追日系统」能够随着太阳位置的移动，自动调整面板角度，时刻跟随太阳角度的偏移而跟着移动，可大幅提升15%至20%的发电效能。这套系统在中国政策鼓励之下，技术成熟，价格也颇具竞争力。但受限于我们政府採购规定，台湾业者无法于政府标案中採购这套系统，使得业者只好转向欧美他国购买，忍受较高的价格，或是乾脆接受较低的发电效能。其实，解决这件事情并不困难，政府只要愿意改变採购法规，业者就可以增加获利，就能够吸引更多业者投入。假以时日，產业聚落逐渐形成，循环不息。

我们的新创科技大梦，当然需要政府。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大有为政府」，那这个政府的概念应该是完成必要的平台架构，让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运作。政府只需要设计与审视这个平台的运作机制是否完善，典章制度是否合宜。真正的专业在民间，只要平台与环境够好，民间的力量与资源就比较容易被激发。台湾经济已经荒芜多年，政府只要搭桥铺路就够了，不需要政府自己出钱带头往前衝。成立一个国家投资公司，求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这是舍本逐末。（本文作者郭炳伸为国立政治大学国贸系教授）

(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