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上一代亏欠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吗？

　　台湾《联合报》15日社论说：台湾近来的政治气氛，沉闷到令人难以呼吸的地步。执政党假装他们仍在执政，在野党假装他们有更大的本事，而台面上却仍是一样的议题不断在反覆回绕：不要核电、新世代薪资偏低、房价过高、中国威胁论、二二八事件与拆铜像，以及统筹分配款什么县市该多分一点；政治人物似乎并不真正在乎要解决问题。

　　在这种气氛下，社会上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怨怼情绪，年轻世代思索他们的处境，有人就得到了“都是上一代的错”这样的结论。以近日网路流传的文章为例，刘克襄在“像我这样的四年级”(四年级，是指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以下类推)一文中，直言三四年级应该对下一代的茫然负最大的责任；相对的，一个年轻人回应他：“像我这样的七年级生，我们和朋友PK谁在这城市过得更惨”，言下更充满失落。

　　台湾去年的学运，就曾传出类似的“世代怨怼”声音；但如果不希望因草率推论而导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对于“三四年级亏欠七八年级”这样的说法，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世代剥夺，我们必须厘清几个迷思：第一，年轻世代的薪资和购屋条件，或许不如其父母的一代，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父母年轻的时代差。事实上，早年台湾一般人的生活都相对刻苦勤俭，那一代人很容易藉由薪资储蓄购置住宅，主要是早年房地价格低廉，战乱的阴影使那些想着“反攻大陆”或“移民美国”的人无意在台长居，使得房地价格相对便宜。换言之，今天台湾寸土寸金，是上一代人对台湾勤苦经营及建设的成果，这是他们留给下一代的资产，而不是剥夺。

　　第二，年轻世代今天的高失业与低薪资，并非来自上一代对他们的剥削，而是整个台湾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优势丧失所致。简单地说，三四年级生成家立业的时代，正好是海峡对岸的“巨龙”在冬眠的阶段，因此“四小龙”趁机享受了四十年的繁荣；而今天七八年级生碰到的困境，正是这条巨龙苏醒开放的结果。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对全世界都造成了强烈震荡，对徘徊在“和”与“战”之间的台湾冲击尤大；至少，比起没有政治障碍大胆前进中国大陆的其他三小龙，台湾的瞻顾更多，脚步更迟疑，年轻人的心理抗拒也更大。

　　第三，20年来，台湾内外环境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竞争力后劲不足，乃至人口老化、生育不足等；然而，我们在制度面、法律面和认知面却均未相应调整心态与思维，也因为制度的积累、扭曲，出现了严重的世代剥夺现象。最明显的例子，如早年因“国穷民富”而设置的许多军公教补贴，如今变得极为碍眼；如历年为鼓励企业投资而设的诸多免税奖励，至今便收不回来；如朝野为抢选票而大开闸门的各色津贴补助，今天成了薪资族不可承受的负担；例如早年对寺庙的诸多宽免方便，让它们变成今天财力独霸一方的团体；例如台当局早年设置的一些基金会，几十年来不闻不问，让九十好几的老翁一直坐领董座高薪。这些，每一桩都侵害年轻世代的利益，也伤害他们的信任。

　　国民党的根本问题，是喜欢安定，习于既有秩序；除非大难临头，鲜少有主动改革动力。民进党的问题，是偏爱脓疮之恶，以杯葛抗议为乐，却缺少将进步理念化为行动的能耐。这也是为何台湾的问题始终在漩涡中打转的原因，因为朝野和民间始终无法激发足够的动力，把问题导向解决。

　　以最近行政部门提出的“加薪四法”为例，各界对于大方向是支持的，只差在政策手段的选择上有不同看法。既然如此，朝野为何不能坐下来共商大计，至少磋商出几帖可行的药方试服，看看能否帮助年轻世代打开薪资“撞顶”的困局。如果什么都不做，那才真是愧对下一代。有些企业家以自由经济为由，反对台当局干预薪资，这种态度，其实也是有昧于社会时代的变迁。试想，当时代来到一个贫富不均和世代剥夺的转折点，就算政策鼓励经济的自由发展，并不表示企业可以置它所处的社会现实于不顾；如果不主动回应，难道要等到抗争大难临头才觉悟？

　　如果说三四年级生对七八年级有什么亏欠的话，并不是他们留给下一代高不可攀的房价，而是他们忘了与时俱进地调整制度、解决问题，使社会免于向既得者倾斜，他们也忘了富裕时要更有慷慨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