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薛仁明：在中国文化中安身立命

　　新华社台北6月2日电(记者章利新马玉洁)“谈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国人该有的安身立命。”出生在台湾南部的作家薛仁明喜欢自称“乡下人”，喜欢谈孔子和司马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让这位“乡下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找到了事业天地。

　　在台北，记者几次见到薛仁明，他都是一身中式布衣、一个布包，随身带着行李，准备奔赴大陆的讲堂。随着《天人之际》《孔子随喜》《人间随喜》等著作在两岸出版，薛仁明如今已经从一个“隐居”池上的“乡下人”，变成了一位两岸知名的中国文化“行者”。

　　 “谈经典，只谈和自己生命真切相关的东西”

　　在台北书院，薛仁明开了门《论语》课，他喜欢把孔子的道理和当下生活琐事、时政热点相结合，擅长勾画孔门师徒的形象和性格，仿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可以拍拍肩膀聊聊天的普通人。课堂上始终笑声不断，一派“光明喜气”。

　　有学生说，很少有学者讲国学像薛老师这样，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讲，笑眯眯地走。薛仁明也笑称，自己沉浸国学经典多年，没学出一张严肃的“国学脸”，也算一种成就。

　　然而，薛仁明也有忧心之处：有台北书院的课堂上只有20多个听众，平均年龄近60岁；而在大陆上课，听众不仅多，而且年轻，平均年龄30多岁。“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在台湾’，不免流于片面的美化和想象。”薛仁明说，岛内政治势力长期操弄“去中国化”，在学校里宣扬中国文化骎骎然已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如今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失去了感觉和感情。

　　他坦承，如果今天他只能在台湾讲课，会陷入深深的无力和郁闷。幸好在大陆，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兴起。他建议，对国学特别有情怀的台湾人，一定要多到大陆去走走，既是一定程度的反哺文化母体，也是为了让自己找到共鸣，让自己更有能量。

　　“我在大陆讲孔子，讲戏曲，哇，底下听课的人眼睛会放光，好像找回自己的身世一样。”薛仁明如今把90%的讲课时间放在大陆的课堂上。

　　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广州，薛仁明的课堂上总有从各地呼朋引伴赶来的老面孔。有学生说，薛老师的课让身边的“好人”变少了，“如实”的人变多了，也就是破除了某些观念的偏执；也有人说，薛老师的课让人感到踏实，也就是少了内在的撕扯。

　　在他的课堂上，《论语》的字字句句都可以与当代人的生命相映相照。“孔子扎扎实实植根于生活，无浮辞，不空谈，因此健康……与孔子一块不忘其忧、不改其乐；再与孔子一路走来，知晓那沿途有吟吟笑语，有景致依旧。一如《诗经》里的风日洒然，一如孔门师徒的风乎舞雩，一如台湾民间的深稳信实。这景致，正是我最大的想望。”他在《孔子随喜》中写道。

　　在《史记》中，他看到的则是“天人之际”的“汉”人气象。太史公笔下的这帮人，“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薛仁明说，不论是无赖如刘邦，抑或是刚正如周昌，他们都明亮爽快，也俱有风光。“两千多年后，我们与之觌面相逢，仍可顿觉‘心旷神怡’。”

　　薛仁明说，他上课不谈客观的知识，只谈和自己生命真切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能激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恢复我们的生命、生活与历史、祖先、天地万物的传统联系，只有如此“心里才能踏实起来”，才能接近传统典籍中呈现的天人之际、光明喜气的中国人精气神。

　　 “如实地回到中国文化中，才越活越踏实”

　　无论在课堂上讲什么，薛仁明始终参照自己从困惑走向踏实的“精神履历”，这让他有能力回应听者的困惑，把中国文化讲到实处，讲到听者心里。

　　薛仁明1968年出生在台湾南部的渔乡茄萣，家境贫困，但从小喜欢读书，到高中时精神陷入巨大的困惑，以至于18岁时不得不休学。他回忆说：“那时我虽然18岁，状态却疲累不堪，每天大量时间在睡觉，喜欢抱小孩、种青菜，常常去海边散步两小时，是看夕阳的专业户。”

　　在台大读历史系时，他一心从经典中求解答案，服膺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家思想。然而，毕业后的两年兵役，却让他发现这些思想仍无法让他安心，无法让他从容应对现实生活。他意识到，学院里谈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西体中用，用西方概念来谈中国学问。“它只是给你一个明晰的概念，并不能给你能量。”

　　之后，薛仁明选择到台东池上乡，成为一名乡村中学教师。远离台北文化圈，跳出流行的文化思潮，他只想只安安分分当个“乡下人”。在池上“隐居”的20多年里，他看山水，看云岚，看稻浪，也看京剧等传统戏曲；听虫鸣、听鸟叫，也听古琴等传统音乐。

　　“那时候，为了不再精神撕裂，我静静地读书，静静地补中国文化课。”薛仁明说，在池上的日子里，他慢慢地不再停留在大学里那种“致知”的层次，慢慢地回到“格物”那一层。

　　对他来说，在池上的最大收获，就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从前西体中用的框架，开始如实地看中国传统的东西，于是从《论语》《史记》中读到生机，从京剧和古琴中听到生机，犹如从池上的山水间感受到生机。

　　“慢慢地，我能把自己的全部个人生活经验联结起来，包括联结自己小时候在茄萣的生活经验，于是整个人觉得踏实下来。”薛仁明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段微观的文化重建史。他反复说，通过如实地回到中国文化中，他才真正越活越踏实。

　　 “庆幸赶上重建文化自信的时代”

　　“中国人可能会被一时洗脑，却没办法转基因。千年的文化命脉一直都在中国人身上还流淌着。如今谈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国人该有的安身立命。”薛仁明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

　　他说自己有两大幸运：一是小时候体会了保存在台湾民间的中国文化；二是如今赶上了大陆文化复兴的好时代。

　　在渔乡茄萣，各类庙宇保存完好，每逢节庆祭典始终都清晰可闻南管之悠扬与北管之嘹亮。“茄萣骨子里有一种敦厚与平正，这既来自于自古以来民间的文化积淀，也来自于岁岁年年庙宇的礼乐熏陶。”薛仁明说，他小时候便受到家乡庙宇、祭祀与戏曲的熏陶，中国礼乐文明的基因就藏在自己身上。

　　在经历了成长的重重困惑和不安之后，薛仁明通过重新拥抱传统文化，最终找回自己的“初心”。而且，在他看来，一己的“修身”和一国乃至天下的“治平”相通。

　　薛仁明认为，如今大陆正处在剧变之中，其中一大剧变就是恢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根本而言，是中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后第一次开始摆脱西方的知识框架来重新审视自己、表达自己。这种文化自信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浮躁漂泊的个体能够安身立命。

　　“生命重新与文化基因紧紧结合，人才可以不再浮躁、不再漂泊，进而慢慢有种踏实，有种欢喜，连柴米油盐，连寻常家务，都可以有种庄严与喜乐。”薛仁明如是形容这种安定。

　　他庆幸自己赶上这个时代的因缘际会，可以为中国文化做一点点事情。他说，他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寻找其中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联结。他相信：“中国人只需回身一望，就能打通联结，就会有种说不清的舒坦与安然。”

　　“谈中国文化，不能只是在经典的字句里打转，一定要和我们的生命产生联系，才真正有根基。”薛仁明总结说，中国文化的优势正在于感通古今、人我、天人等界限，超越物质的、对立的思维去感知生活世界，让我们重新体会那种无处不在的生生不息与生机盎然。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自信也必须建立在这种真实的生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