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台湾政治只有“否决”没有“解决模式”

　　台湾《联合报》20日社论指出：台湾政治具有很强的对立文化，这一方面具有监督作用，可以避免腐化；另一方面却也导致施政的窒碍难行及反覆不定，计划动辄搁置延宕。“九合一”选后的局势便是如此，不少新任首长不断推翻前任的建设和施政计划，以示自己的“新政”作风。我们要提醒的是，如果只有“否决”，而不能提出“解决”，其实没有进步的意义。

　　举例而言，柯文哲连日来针对台北市多项BOT案力杠财团，包括就松山文创园区责备富邦集团“社会观感不佳”，为大巨蛋建案怒骂远雄集团“无法无天”，并痛批由鸿海集团承包的台北秋叶原建案“卖得太便宜”云云。有些财团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妨鸣鼓而攻之，也能赢得民众掌声。然而，这些案件均涉及公共建设，市府是计划的主要当事人，掌握有全部的资料；柯文哲应该逐案检视，就其中问题找出解决之道，或加重罚责，或从市政权责中找出制裁之道，使计划更臻完美，而不能只是凭着权威任意贬损他人。

　　柯文哲正值盛气凌人之际，有些财团不敢直接和他对杠，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楣了事。但怒骂一通之后，如果一切都没改变，终归是作秀及发泄罢了，于事无补。而碰上郭台铭这种不愿忍气吞声的企业家，大张旗鼓反击，要柯文哲48小时内还他清白；如此相互叫阵，而其间是非黑白依旧不明，除了徒然扰乱社会人心，又有何用？

　　柯文哲拆忠孝西路公车专用道、拆除昆阳陆桥、偿还若干健保欠款，都显示他的魄力，赢得市民叫好。然而政策有长期／短期之分，施政有除弊／兴利之别，只做短期或只会除弊，其实都不够；要有长期的兴利作为，才能为台北市创造真正的价值。以社子岛的开发为例，不论要选择“曼哈顿模式”或“阿姆斯特丹模式”，都必须提出可靠的评估，而不是凭自己的第一印象率尔全盘否决前人计划。无论如何，柯文哲必须承认，许多市政议题的专业度和复杂度远超乎其医师的知识及经验范畴，他必须虚心学习。

　　谈到政治上的杯葛，民进党更是此中翘楚。以《两岸服贸协议》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为例，由于绿营的抵制，在“立法院”已经躺了一年多，既不审理，也不表决；难道是要等到民进党执政，才肯放它过关？再如高铁的财务改善案，民进党反对“交通部”的计划，自己却又提不出更佳的解决途径，只是一味杯葛；等“交通部”放弃财改方案打算改走接管一途，民进党却又去阻挡奖参条例的修法，不许台当局接管高铁。像这样的反对党，不必动脑出任何主意，只需坐在那里摇头说“不”，挡住对手的每一条路，居然也在选举中大获人民的选票奖励；政治落到如此简单、弱智的地步，台湾怎么有进步的希望？

　　不可否认，台北文创园区或远雄巨蛋的BOT可能都因当初签约不够谨慎，才会留下各种后遗症，让外界觉得市府“吃了亏”或“图利财团”。柯文哲如果厉害，应该设法抓住对方要害，设法在权利金或罚款上扳回一城，或者将不平等条约之症结公诸社会，让后人不致重蹈覆辙，那才是高明的解决。而不是利用“阴谋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所有官员都当成贪庸之辈，并抹杀企业经营者在其间付出的努力。

　　台湾近20年来的倒退，已到了令人惊心的地步。除了民众所得降低、年轻族群失业率高、教育品质下滑外，更严重的是，台当局几乎没有凝聚共识的能力，长期及大型的建设规划完全停滞，人民对前途感到迷茫失措。最令人失望的是，朝野政治人物每天在那里叫阵互斗，从来不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而是竞以“相互否决”为手段，目的只在彰显自己的声威。这种“否决模式”，也许能逞一时之快，也许能抒心头之怒，却不可能为社会带来进步的推力。

　　台湾如果不想沦为弱智社会，民众必须鞭策政治人物思考，大家拒绝接受“不”作为答案。选民要追问政治人物：“你有什么更好方案？”“你的理由是什么？”这样才能逼他们把问题想清楚。政治人物只有从“否定模式”向“解决模式”进化，台湾的政治与经济才有进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