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改20年 摇摆在“乐学”与“追求竞争力”间

　　台湾的教育改革推动了近20年，但是结果却是“四不一没有”，也就是说，当局不负责，老师不支持，家长不放心，学生不快乐，外加学生毕业后没有出路。不过，尽管争议不断、评价不一，但大家还是不愿意重走老路——

　　这个月的15、16两日，对于全台湾的初中生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两天，因为一年一度的初中会考就在这两天举行。虽然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社会、自然5个科目的会考成绩只占大约30%的权重比例，但是会考成绩还是会影响他们能够上什么样的高中。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围绕填报志愿、各种比序、录取学校，又将有一番争议，最后，行之有年的教育改革又将被当成舆论评议的“箭靶”。

　　 师生互动更紧密

　　实践“小班小校”精神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台湾社会开始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民间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也随之而起。1994年4月10号，台湾200多个民间团体、3万多民众走向街头，表达教育改革的诉求。他们提出了四项目标：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就在这一年，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简称教改会)，着手推动教育改革。不过到了1996年，才正式确定教育松绑、带好每位学生、畅通升学管道、提升教育品质、建立终身学习社会等5大方向，并将中小学教科书由“一纲一本”改为“一纲多本”。

　　由此开始，台湾社会教育改革的大幕开启。此后近20年中，台湾当局又推出了一系列教改措施，涉及法令、师资、课程、教学、教科书、财政等方面。虽然，台湾社会各界对于教改颇多微词，但持平而论，教改至少功过参半。

　　首先是小班小校已经落实。从2007年开始，台湾要求小学、初中每班学生人数不能超过35人。就拿人口数全台第二的台北市来说，2004年全市小学生总人数不到19万人，全市共有151所公私立小学，平均每校43班，每个年级约7.2班，平均每班仅29人。教育局主任秘书陈顺和认为，降低班级人数只是一种策略、过程与手段，并非教育目的。所以，在降低班级人数的同时，台北市十分注重发挥小班教学精神及功能。

　　其次是广设高中大学目标也已经达成。1994年，全台有177所高中，50多所大专院校，大学生人数有25万多人。呼应教改要求，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广设公立高中与大学，并放宽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升格改制的限制，如今全台有300多所高中，160多所大专院校，大学生人数为100多万，可以说，要考不上大学也难。

　　其三是高校去行政化。曾几何时，台湾公立大学的校长也一直都采官派、委任制，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开放，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台湾高校去行政化逐步推进，并已经成为常态。1993年，台修订“大学法”，大学校长的自主遴选取得法理基础。按照“大学法”的新规定，台湾各大学校长，由各校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产生。校长遴选委员会包括教师代表、行政人员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其中教师代表不得少于总数的1/2。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台湾高校的校长遴选机制可以说已经趋于成熟稳定。

　　其四是家长全面参与教育。1999年颁布的台湾《教育基本法》中，就明定家长有参与子女学校教育事务的权利。如今的台湾，所有的学校都有家长会，有学校甚至有家长会办公室。家长全面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也借力使力，让办学更加开放多元。

　　 补习班如雨后春笋

　　“一纲多本”惹的祸

　　黄昏时分，台北的南阳街显得格外的热闹，骑楼下、马路边，多是穿各学校制服、背各式书包的学生，他们来自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脚步匆匆，正赶往各个补习班。台湾教改20多年，台湾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数字不断刷新。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月，台湾立案的补习班共有18956家，升学文理补习班则有10626家。其中，八成的招生对象为中、小学生。

　　“补习班之所以有那么多，主要原因在于所谓的‘一纲多本’。”台湾师范大学的黄老师这样认为。黄老师说，以前台湾的教科书都是由“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1996年以后，作为教改运动的一部分，台湾开放各出版商自行编写教科书，并将选择教科书的权力交给各中小学，“教育部”只负责设定课程大纲，以及审查出版商出版的教科书内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只有5%的差异，但是考题却由教育部门统一负责。家长为了这5%的差异，只好让孩子同时看其它好几个版本。

　　一文理补习班主任张丽颜说，“一纲多本”，使得各出版商不仅会出自己版本的补充教材，连其他出版商的版本也不放过，可能单科单版就有5种补充教材，学生读不完只好上补习班，让补习班先将所有版本消化成一整本讲义，学生再直接吃“大补丸”。有一项统计显示，台北市参加校外补习的小学生的比例是74%，初中生的补习率是63%。在补习的科目方面，最多的是数学，其次是英语，再就是自然。学生每周的补习时间长达9个小时。

　　除了“一纲多本”反而加重学生负担而遭人訾议，教改中最新推行的所谓免试入学，也衍生不少问题。就拿初中升高中来说，以往是全凭学科成绩，如今是用会考成绩、学生志愿、就近入学、多元学习等方法来录取学生，其中会考成绩占30%，平时成绩占30%，奖惩纪录(德育)占16分，均衡学习(体育、美育)占15分，服务学习占9分(群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表示，如此一来，可想而知，家长会帮孩子弄好体育、美育的成绩，并送孩子去学绘画、学乐器。家长甚至会频频找民意代表，千方百计影响德育和群育的成绩。当孩子旷课或会被记过的时候，就会去向校长或训导主任拜托。

　 　反思“快乐学习”

　　走出教改困局

　　虽然从一开始，台湾的教改就揭橥“快乐学习”的理想，但是近20年的实践表明，台湾的教育一直在“快乐学习”与“追求竞争力”之间摆荡。台湾教改要如何走出困境，知识界认为，有三个途径：一、快乐学习，不等于没有挑战，关键在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摒弃加法式教改，聚焦于核心。三、建立高质量教育智库，进行长期规划与质量监控。

　　台大心理系教授连韵文认为，现在教育有两派理论，一派认为小孩要有严格的教育，一派相信要快乐学习，我觉得他们都只各对了一半。他说，真正的重点，不在于该不该考试，而在于激发孩子的内在学习动机。台师大的宋曜廷老师表示，就算没有升学考试，不表示平常就不需要评量，但老师应该去发展高层次思考的评量方法，才能真正测试出学生多元能力，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而这正是台湾的老师急需培养的能力。

　　台湾暨南大学前校长李家同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教改人士没有抓到重点，他们以为减轻学生负担就可以使孩子们快乐学习。事实上，教改从来没有减轻过学生的负担，对于想进明星学校的同学来讲，不论如何改，他都要拼命，所以他们也不见得会很快乐，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可是对于功课不好的小孩，教改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对他来讲，这些功课都是他完全不能了解的，他上课一样不快乐。

　　对于“快乐学习”的争议，岛内舆论认为，过去台湾许多优秀人才会愿意奋力苦读，并到海外留学进一步钻研，最终获致卓越成就，但现在的年轻世代闻苦色变，只要有沾点苦味的事情就不想靠近，去海外也选择轻松无压的游学方式，殊不知无论在职场生涯或产业竞争中，唯有吃苦受挫付出心血努力，才能让自己成长并取得优势。而一个地区竞争力的能源，就来自这些优秀人才的集体拼搏。（记者　吴亚明　任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