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变」70周年 国际共运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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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超越台湾蓝绿恶斗的角度去瞭解「二二八事变」是怎么回事，人们首先要跳出这个小岛的思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对立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整个事件。假若没有办法拉到全球视角，至少要对亚洲共產主义运动，尤其是台湾人在亚洲共產主义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有所瞭解，才能够真正瞭解「二二八事变」的全局。

1900年出生在桃园，因为抗日而回到的杨春松，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產党的第一代台湾籍党员。当总称为日本共產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台湾共產党于1928年创建时，他又因为加入台共而获得了日共党员的身份。后来杨春松又在中共与日共的联合支持下，奉莫斯科共產国际的命令返回台湾，在桃园中坜地区推动农民组合运动，直接与日本殖民者对着干。

不敌日本特高警察的打压，杨春松与其夫人许良锋在1930年逃回中国大陆。没有想到杨春松因为具备抗日份子与共產党员的身份，居然于1932年在上海遭到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出于迴避与日军开战的「安内攘外」政策，还有本身的反共理念，国民政府把杨春松引渡给了日本人。于是这位台籍左派抗日份子就在台湾被一直羁押到1938年。

杨春松出狱的时候，日军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总督府推广的「皇民化」运动影响以及特高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台湾再也没有推动抗日运动与共產主义的土壤。失望的杨春松，只能够带着一家人移民到日本，并且在那里一直待到日本投降为止。伴随着战争结束与台湾光復，杨春松与其他旅日台胞翻身成为了战胜国国民，也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争取在日侨胞权益

然而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推动共產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面对这个难以逾越的现实环境，杨春松退而求其次的决定从争取旅日台胞权益的角度出发，参加了台湾同乡会。注意到战后初期总共有34,482名台湾人定居在日本，占所有旅日侨胞总人口的52%以后，杨春松又成功推动台湾同乡会併入新成立的东京华侨联合会，并且亲自出任副会长一职。

自此开始，杨春松便成为了在日本有头有脸的侨领。根据杨春松之子杨国光撰写的《一个台湾人的轨迹》介绍，由汪精卫政权、满洲国与蒙疆自治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生，因为轴心国的战败而失去了接济。于是杨春松便站了出来，替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同胞向盟军总司令部争取粮食与生活必需品的配给。

由于杨春松所代表的，是战胜国中华民国在日本的全体华侨，而不只是台湾人，他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盟军总司令部的批准。这位台籍共產党员在旅日华侨心目中的地位从此刻开始水涨船高，无论是台湾人、大陆人还是由朱世明将军领导下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都无法忽视他的声音。见机会来临，杨春松便开始组织起以反对国民政府与驻日美军为宗旨的政治运动。

侵华日军曾在二战期间由中国战场搜刮了一批鸦片与羊毛回国，于是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积极向盟军争取将这批战略物资变卖回国。为了扰乱中华民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杨春松便打起「反内战」的旗帜，号召青年学子起来向驻日代表团与盟军总司令部抗议，要求他们将战略物资变卖得到的匯款用来改善日本留学生的生活。

不堪其扰的朱世明将军最终决定向杨春松妥协，同意了学生们的部份要求。既然是在日本本土从事国际共產主义运动，那么杨春松斗争的对象就不会是以国民政府为主。他真正批斗的目标，是国民政府背后的最大靠山美国。杨春松注意到，只要驻日美军这个压力不被剷除调，麦克阿瑟将军就还是可以从日本与冲绳等盟军占领区派兵支援国军打反共内战。

在日本制造社会动乱

所以在日本本土制造动乱，让麦克阿瑟将军防不胜防，焦头烂额也就成为了旅日台籍共產党员的主要任务。恰巧当时的驻日美军，对台湾人与朝鲜人等战时曾经替日军工作，但是在战后却因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坚持而成为战胜国国民或者被解放国国民也没有太好的印象。因此在法律地位上，日本本土的台湾人与朝鲜人的处境是非常尷尬的。

针对该如何定义台湾人与朝鲜人的法律地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曾经下达过此一非常模糊的指示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不影响军事安全的范围内，应当给予中国人的台湾人及朝鲜人解放者人民待遇，他们不应该被包括在本指令所指的『日本人』范畴。但是由于他们至今依旧是日本国民，所以在必要时可以做敌国人看待。」

根据这个指示，接受盟军幕后指挥的日本当局不知道该把台湾人与朝鲜人定义为「外国人」还是「本国人」，于是就创造出了一个「第三国人」的名称来形容他们。由于「第三国人」这个名称，直到今天都还被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治人物用来形容旅居日本的前殖民地居民，所以还时常引起台湾与韩国侨团的大规模抗议。

只是人们不知道的，针对「第三国人」这个名称的抗议，最早就是由杨春松率眾开始的。而且为了抗议这个名称，杨春松还透过日本共產党的老关系与旅日朝鲜人建立了联繫。中国、台湾、日本与朝鲜四个地区的共產主义运动，因为杨春松的关系就此紧密串联到了一起。战后台湾人政治地位的问题，终于因为1946年7月爆发的涩谷事件走向白热化。

整起不幸事件的爆发，原本只是台湾人与日本人因承租土地问题爆发纠纷。由于日本人动用了帮派将台湾人从租用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引发了当地华侨联合总会的高度反弹，决定上街游行。结果当这批以台湾人为主的示威群眾行经涩谷警察局的时候，遭到日本警方出面干预。由于台湾人不愿撤回游行，日本警方便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一名示威群眾，另外还有14人受伤，37人被捕。

原本台湾人期待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会念及自己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做出有利于己的判决。可没想到盟军军事法庭居然以黑帮械斗为由，判处了37名台湾人有罪，并轻轻放过了与日本帮派松田组勾结的涩谷警察局。此事引发了旅日台胞与华侨的激烈抗议，杨春松也曾经出面与盟军总司令部交涉。虽然他并没有争取到侨胞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但却已经成功酝酿出了台湾人的强烈反美意识。

协助8路军回国

在《一个台湾人的轨迹》中，杨国光表示其父亲因为协助战时被日军俘虏到日本本土当劳工的8路军回国，而与中国共產党建立了联繫。杨春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亲自带着两位8路军干部回到家里与妻小会面，他们其中一人在部队里担任连长，另外一位则是政治指导员。由于8路军在大多数旅日台湾人眼中是中国战场上抵抗日军的主力，所以他们两人得到了杨春松一家人的热烈欢迎。

两位共军战俘告诉杨春松，国民政府正在盟军协助下将在日本本土当劳工的中国战俘遣返回国。然而这些战俘中，有不少人是隶属于8路军与新4军的游击战士，他们非常害怕自己被美军运送到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南方港口。因为到了那里，国军可能会逼迫他们从军，然后调转枪口回去打昔日的共军同志。因此他们希望杨春松能够出面协助，将共军俘虏运送到北方的港口去。

于是杨春松便动员旅日台胞与华侨出面抵制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并且向盟军司令部施加压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把8路军与新4军战俘送到有共军密集活动的北方。似乎美国人与日本人最后也忍受不了杨春松动员来的「觉醒青年」，决定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通通都送到河北省塘沽港。杨春松出色的完成了党交代给他的任务，确立了自己在中共侨务工作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杨国光还记得，父亲曾经带他到过集中管理8路军战俘的岐阜营地。他在书中对8路军战俘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与当地日本农民打成一片的情况讚不绝口。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姓吴的年轻炊事员还因为与日本女孩坠入爱河，不想回到中国去。刚开始，部队连长劝他放弃这门婚事，回国参加红色革命。

没想到这个「小鬼」居然不断向组织提出申请，让连长感到非常困扰。最后连长徵求了杨春松的意见，大家开小组会议批准了吴姓炊事员与日本女子的婚事。最后由8路军的连长与士兵代表「小鬼」的父母，出面向对方的双亲提亲，完成了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所以当这40多名8路军战俘准备搭船回国的时候，成为日本女婿的吴姓炊事员也就继续留在岐阜生活。

共军在夺下大陆以前的「民主作风」，给杨国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指出：「8路军指战员上下级平等，无论干部战士，既不骂人也不打人，没有体罚。他们透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内部矛盾，是具有民主作风的新式军队。8路军士兵在日本偏僻乡间的所作所为，虽然只是区区小事，但却被传为佳话，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杨春松与杨国光对8路军的描述，可以看出二战胜利初期的台湾人不仅对共產党有着强烈的好感，而且也认为代表中华民国击败日本的主要力量是以8路军与新4军为代表的「人民军队」。这种情绪伴着光復后台胞对国民政府与美国人的厌恶与日俱增，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台湾的本省籍知识份子都在政治信仰上逐渐地往中国共產党靠拢。

宣扬「二二八事变」

在协助8路军战俘回国后，杨春松在中共内部慢慢打出了知名度。1945年底，他在党中央的邀请下前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参加在东京发展党务工作的相关会议。他先搭船抵达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然后依靠在日本建立的关系得到了当地共產党人的帮助走地下通道北上进入平壤。在那里，杨春松得到了后来的北韩领导人金日成接见。

可能因为同样是来自日本前殖民地的抗日份子，金日成与杨春松相处的格外融洽。金日成不仅就朝鲜与台湾的共產主义同志该如何赤化亚洲一事与杨春松交换意见，而且还邀请对方在自己的宅邸住了一晚。第二天，杨春松就带着金日成的亲笔介绍信，在朝鲜劳动党同志的护送下经由鸭绿江进入中国。在那里，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接见了杨春松，并派出交通员保护他入关。

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省会，也是8路军在抗战末期从日本魁儡政权，蒙疆自治政府手中「解放」的最大城镇。杨春松在那里接获命令，准备在日本成立一个专门向侨胞宣扬中共政策的中国通讯社。此一通讯社的短程目标，是争取以台湾人为主的日本华侨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共產党。长期目标，则是与日本还有朝鲜的共產主义者结合，将美军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

正当杨春松着手推动成立中国通讯社的时候，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变」。无论是要把这件事情定义为「官逼民反」、「皇民造反」还是「共党谋反」，这场以国军出兵镇压台湾人暴动的歷史事件，都加速了旅日台胞向中共全面靠拢的速度。透过对「二二八事变」的积极宣传，本来已经厌恶国民政府与美国，但是对共產主义犹豫不决的台湾人都被杨春松说服，成为了中共的支持者。

由于在蒋中正派出整编21师到台湾镇压暴乱后不久，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也于3月19日收復了中共巢穴延安，杨春松与杨国光找到了将「二二八事变」与国共内战局势联繫到一起的机会。杨国光指出：「祖国大陆的内战战场和台湾战场，这时已经连在一起了。大陆和台湾两地人民战斗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条战线上，鲜血流入同一条革命长河。」

杨国光的这个论点，也得到了旅日台湾省民会前名誉会长刘启盛的认可。他对「二二八事变」给台胞带来的衝击做了以下评价：「旅日侨胞的爱国运动主要以二二八事件为契机，开始与大陆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繫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转而支持和平与民主，渐渐地把中国的未来托付给毛泽东和共產党。」

伴随着杨春松领导的中国通讯社在1947年7月份的成立，共產主义的浪潮席卷了全日本的台湾人社团。他们为了抵抗国民政府颁布的《动员戡乱》与《戒严法》，又于1948年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华侨民主促进会，公然替中共的叛乱行为摇旗吶喊。杨春松则以中共、台共与日共三重元老的身份，担任此一华侨民主促进会的顾问。

1949年10月1日，以台湾人为主的日本侨界在杨春松与刘启盛等侨领的带领下，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现场除了有大批台湾同胞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新中国万岁」的口号外，来自台北的刘启盛也发言指出10月1日是包括旅日侨胞、台胞在内，值得全世界所有中国人喜庆的日子。他代表所有台湾人，祝贺一个富强，并实行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新中国」诞生。

亚洲共运的一部份

「二二八事变」的爆发，不仅顺水推舟的帮了杨春松一把快速推动日本台侨团体的「向左转」，而且也与其他发生在亚洲的共產主义，甚至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仅仅的联繫在一起。不提日本还没有投降，就率领革命武装起来武装暴动，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越盟」领袖胡志明，「二二八事变」爆发后，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菲律宾还是马来半岛都发生了类似的革命事件。

先是二战期间与美军合作抗日的菲律宾人民军，也就是所谓的「虎克党」（Hukbalahap）发起暴动，以清算「合作者」与发起土地改革的名义向马尼拉当局宣战。为此，刚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于1946年6月宣布「虎克党」为非法团体，并在美军协助下对共產党游击队展开镇压。菲律宾共產党领袖塔鲁克（Luis Taruc）一直坚持到1954年，才放弃抵抗向马尼拉当局投降。

再来则是「二二八事变」爆发后的1948年4月3日，在南朝鲜济州岛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领导这个暴动的不是别人，正是杨春松在南朝鲜的劳动党老同志。他们向当地的12处警察局与右翼团体发起进攻，甚至鼓励美军协助建立的南朝鲜警备队叛变。眼见事态一发不可收拾，驻朝鲜的美国陆军第24军决定亲自出手，支援南朝鲜警备队的镇压行动。

济州事变一直持续到1948年8月大韩民国正式成立以后，并伴随着北韩在1950年向南侵略成为了韩战的一部份。最后济州岛的共產主义暴动，在美国与大韩民国国军的联手压制下于1954年被扑灭。为此暴动死亡的劳动党党员，或者是遭大韩民国国军滥捕滥杀的老百姓预计最高达60,000人。当然，发生在南韩的红色武装革命，并不是只有济州暴动。

1948年10月，在南韩全罗南道丽水郡也发生了南朝鲜警备队武装叛变事件。在李承晚总统的命令，还有美军的全力支援下，南朝鲜警备队总司令宋虎声对叛军展开大规模讨伐。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有2,976人死亡，887人失踪，1,407人受伤还有152名事件谋划者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数字，是一年多前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变」所远远比不上的。

而在马来半岛，也有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袖陈平发起，以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为宗旨的武装抗争。此一暴力革命，开始于1948年6月16日，被当时殖民统治马来亚的英国人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由于马共游击队成员90%以上是华人，根本无法融入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亚社会，这场打着「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口号的暴动，维持到1960年就被镇压下去了。

有此可见，「二二八事变」还有后来一系列发生在50年代政府扑灭在台共產主义势力的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在当时的亚洲绝对不是孤立事件。这是一场美国、英国、中华民国、日本、南韩、南越、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政府联手，对抗苏联、中共、北韩、日共、北越、菲共与马共的国际反共战争。而当时台湾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异议人士，显然是与后者站在一起的。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日本活动的所有共產主义份子从40年代末期就遭到驻日美军的监控。杨春松甚至还因此被列为「中共在日头号活动人物」，而不得不在韩战爆发后离开日本，回到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大陆。返回北京以后，他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安排下，进入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等单位工作。

虽然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杨春松仍不忘情于过去推动亚洲革命的志业。1955年，他以记者身份陪同周恩来一起前往印尼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与眾多来自有色人种国家的弱小民族代表共聚一堂，想必一生致力于世界革命志业的杨春松十分欣慰。有趣的是，参加这场万隆会议的台湾人还不是只有杨春松一人。

曾经因为参加印尼革命，而与苏卡诺建立深厚友谊的屏东人陈智雄，居然也以东京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万隆。一个小小的日本，既產生了像杨春松这样的共產党人，也產生了像陈智雄这样的独派人士，想必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不过陈智雄的出现，却很讽刺的象徵着早期台湾独立运动与中共势力结盟，共同对抗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一段被遗忘歷史。

(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