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民党怎样才能摆脱战略被动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郑剑研究员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专文《只有大胆占领道义制高点才能摆脱长期性战略被动——给中国国民党的一点建言》，作者认为：“国民党不只在今天的台湾，它的历史就是一段失败多于成功的历史、从被动到被动的历史。”“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首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经常不能、不敢甚至不愿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提出并推行其政治主张，引领自己的党员群众同心戮力、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文章内容如下：

　　 国民党的历史宿命

　　2014年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再尝败绩，延续了马英九大位任内不断走下坡路的历史性轨迹。尽管事前没有人相信国民党会赢，但这次失败之惨重程度，还是超乎预料，应当称作“溃败”。岛内评论认为，这次失败是“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来最惨的一次”、“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式大败”(指民进党以少胜多)、“溃不成军”。马英九和国民党此次挫败，具体原因颇多，相关高见充栋，本文不拟讨论。笔者这段时间以来在对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中，有颇多感悟。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演说时郑重指出：“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P.526)笔者认为，最迟自1928年争取张学良势力“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即开始显露出走下坡路的历史性态势，一直未能有效遏制。直到孙中山的论断发表91年后的今天，这一态势在台湾仍在继续。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首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经常不能、不敢甚至不愿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提出并推行其政治主张，引领自己的党员群众同心戮力、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中国国民党始自1894年的兴中会，历经中国同盟会(1905年)、国民党(1912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时代，到1919年10月10日，由孙中山改组定为现名延续至今。其间，从辛亥革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到亡命台湾、政党轮替等大时代，其政治主张从引领全中国潮流，沦落到被多数民众唾弃，三民主义被共产主义取而代之；统治地域从基本覆盖全中国，缩水到弹丸之地台湾一隅，2000年至2008年还一度丢失岛内政权沦为在野党；组织规模从中国第一大党，蜕变成台湾地方政党，凝聚力涣散、战斗力陡降；国际地位从亚洲第一政党，滑降至无足轻重的蕞尔团体，世界影响更不足挂齿。在此期间，虽有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但该党最腐败的面目，恰恰是那个时代在民众心目中定型的。不然，就无法解释抗击了日本侵略者8年、以世界最强大的美援为后盾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党军，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短短三年就丢掉整个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则仅用两个月，便把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又用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将敌人牢牢钉在那里直到今天。

　　到台湾后，国民党曾领导创造了“台湾奇迹”，经济飞跃发展，但也就昙花一现，大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已经把这个“奇迹”送入历史。如今的台湾已经从“亚洲四小龙”的“领头羊”变成“吊车尾”。问题来了：国民党从高峰急转直下，一直沦落到今天连一个岛子几乎不保，这是偶然的吗？是毛泽东比蒋介石谋略更为高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走运？民进党比国民党更会选举？失败有偶然性，胜利同样有偶然性，但至少不断地失败、不断地胜利就有必然性了，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反映。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必然性的。

　　 国民党从何堕落的

　　中国国民党是随着从道义制高点坠落而坠落的。何为道义制高点？就是顺应历史方向、符合人民整体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站在道义制高点，就是推行发自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得到社会主流拥护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孙中山讲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先辈站在推翻封建王朝、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道义制高点，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摧枯拉朽，结束满清，建立民国。但辛亥革命一方面解决了中央政权性质问题，另一方面却衍生了国家分裂割据和共和名存实亡问题，国民党难辞其咎。于是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失败多于胜利论断，其目的是扭转窘境，重振新局。此前，中国共产党曾郑重向孙中山指出，国民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在民众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载于人民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共产党讲的还算客气，没有直接点出国民党的妥协、投机、派系本质。孙中山痛彻地感到，“不除去国民党‘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恢复革命的精神’，不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也就难以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也无由‘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周国兴《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载于2014年11月号《两岸视点》杂志)于是，他从抗拒共产主义转变为接受共产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要求“以俄为师”，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诞生。孙中山这一转变的实质，是领导国民党重回道义制高点，从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国民党站在打倒列强统治、结束军阀割据、统一整个中国的民族和历史高度，一路北进，风卷残云，实现中国统一。

　　但是，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孙中山这一努力与转变，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逆转和抛弃了。在即将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前时，国民党本应继续、彻底革命，消灭封建残余、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为最广大工农群众谋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工人阶级被残酷剥削压迫的问题。但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延续封建王朝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基本政治立场，成为满清后期各类地主、资本家、买办集团的利益代表，甘做帝国主义的附庸，迫不及待地把屠刀伸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财富与工农之间选择了前者。立场让位于市场、理想让位于念想、党纲让位于政纲，其结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打土豪，分田地”、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稳稳站住了脚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北上抗日；国民党则奉“攘外必先安内”为圭臬，全力剿共，一党之私超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不放一枪”兵退关内、妥协投降绥靖华北，终至党内有识之士忍无可忍，发生“西安事变”。事变的背后则是全国人民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此间即便国民党至今津津乐道的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也是虚幻的。上海滩繁荣的背后是贫富悬殊、民不聊生、贪污腐败、地区差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切弊端在那个时代滋生，国民党的党政军情系统就是在那个时代被新创造的财富淹没而彻底腐败的，以致发展到以后即使大敌当前、日本全面入侵也不收手的程度。对于这段历史，蒋介石在1936年9月悲叹道：“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P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