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军统老兵来台参加退休情报员聚会
大陆军统老兵来台参加退休情报员聚会
自月初9名来自大陆四川的国军老兵来台向先总统蒋公致敬后，由退休情报人员组成的忠义同志会，也于3月17日邀请两名来自大陆的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老兵王家宝与王庆莲到台北，参加纪念老局长戴笠将军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日。
首次访问台湾的军统老兵王家宝。（许剑虹摄）
从密电上瞭解日本即将战败
王家宝先生于1922年2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抗战爆发时他人正在由当地教会创办的蕙兰中学读书。杭州沦陷后，蕙兰中学与杭州其他十五所中学一同迁往上海公共租界，合併为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他也因而前往上海，继续接受初中与高中教育。直到上海公共租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为日军所占领，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王家宝只好逃往浙江省金华县，进入当地的常山临时中学。
他的逃难生涯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到了1942年5月，日军为了报復美军杜立德中校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而发起浙赣会战。伴随着金华于5月28日的沦陷，王家宝又跟着难民们一起逃难逃到了江西上饶。在那里，王家宝为了求生，主动报考了由军统局开设于贵州息烽，简称为「息烽班」的中央警官学校特种员警训练班。
由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第5期毕业后，王家宝被派往位于战时首都重庆的军统局经济研究室工作。当时身为国军少尉的他，最早的工作是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并且检查重庆军民同胞身上穿的布料是否已经发霉，因为当时布商偷工减料的事情时常发生。王家宝表示，军统局基本上什么都管，除了负责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外，同时也管理地方上的经济、治安、邮电与航空。
接着，他又被调往经济警察大队执行队担任委任队员，主要工作是根据情报对从事经济犯罪的店舖进行查封。直到1945年初，王家宝才因为被调到了军统局第1处海外区担任中尉科员，而开始从事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老先生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接收由军统局派往缅甸、越南与新加坡地区的情报员所传递回来的日军情报。
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美军第14航空军与中国驻印军掌握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的动态。此一工作虽然非常枯燥，但是对战局的发展却十分重要。藉由这些前线地下工作者传回来的情报，王家宝瞭解在缅甸的日军飞行部队每天平均只能派出一到两架的飞机升空，从而判断出了日本即将战败，让他有相当大的成就感。
大陆最后的「军统女特务」王庆莲奶奶。（许剑虹摄）
大陆最后的「军统女特务」
至于1928年2月2日出生的王庆莲女士，同样也是受到浙赣会战影响而加入军统局的情报员。在她14岁的那一年，她为了躲避打入浙江江山老家的日军而被迫疏散到了乡下。等到日军从江山撤出以后，回到故乡的王庆莲发现家里房子已经全部都被侵略者烧掉了。1943年5月，军统局东南办事处计划在江山招募二十名女译电员。为了求取温饱，王庆莲主动报名参加了考试。
王庆莲还记得，那一次参加考试的女生总共有三十到四十人，内容是以简单的国语还有数学为主。通过了考试以后，她搭上了军统局派出的汽车于6月8日抵达了重庆。虽然王庆莲的继父当时正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下担任会计，但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她没有与人也在重庆的父亲取得联繫。进入军统局以后，王庆莲被派往了译电科，负责将电台接收自前方的情报藉由明码本翻译出来。
回忆起抗战岁月，王庆莲所最在乎的，就是澄清过去大陆一些「样板剧」或者「主旋律」电影中对「军统女特务」所塑造出的刻板印象。老奶奶表示，在军统局里办公的女译电员或者报务员，在纪律上都有一定的要求。她们不仅被禁止在上班期间浓妆艳抹，而且下班的时候如果要从事娱乐活动，也被严格规定不得与男性友人有任何的肢体碰触。
与今日忠义同志会每年选在戴笠先生坠机身亡的日子，即3月17日举行纪念大会不同，王庆莲表示当年他们在军统局的纪念大会活动都是在4月1日举行。每到那个时刻，戴笠将军都会带着军统局八个处的数百名同仁向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情报人员致意。1945年4月2日，王庆莲在参加完了军统局内召开的纪念大会后，又参加了在中美合作所举行的纪念大会。
美军海豹部队与国军的歷史渊源中美合作所为军统局与美国海军部共同成立的情报机构，总部设于重庆歌乐山。其主要的任务，是为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的美军舰队提供日军情报与气象报告，并且训练在沦陷区活动的国军游击队。王庆莲表示，那一次她们被派往中美合作所，主要就是与当地的美军官兵举行联谊活动，所以破例可以与男性跳舞。然而，由于双方语言不通的缘故，她与美国阿兵哥们是比较没有交集的。
来自海峡两岸的军统局同志们大团圆，由左到右分别为王庆莲、徐昌俊与王家宝。（许剑虹摄）
怀念军统局的大家长
当年同时在重庆军统局工作王家宝与王庆莲，一提起戴笠将军都是异口同声的感到怀念。他们表示，每个星期一，戴笠将军都会亲自出面，带着军统局的同仁们一起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活动。王家宝表示，戴笠是一位相当严谨的人，如果总理纪念周活动的现场布置的有任何不妥，身为第1处处长的沈醉可是会当场挨骂的。
王庆莲也表示，在军统局工作的时候她每天都非常的开心，时时刻刻想着的就是在戴笠将军的带领下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加入军统局以来让她最不开心的记忆，就是在1946年3月17日得知戴笠将军坠机身亡的那一刻。她表示对于所有在军统局工作的同仁而言，戴笠将军的死讯都如同「天塌下来了」那般的令人难过。
由于身体健康的因素，王家宝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夕离开了军统局。至于当时才18岁的王庆莲奶奶，也因为想要回到学校读书，而在戴笠去世后不久向已经改编为保密局的军统局请了长假离开。因此，他们两人都没有参加国共内战，但却也因此失去了随保密局一起撤来台湾的机会，从而与在接下来长达四十年的日子里无法与许多过去的老同志会面。
这一次，能够在忠义同志会的邀请下，到台湾出席活动，王家宝与王庆莲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还有许多抗战期间与他们一起工作，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这个目标共同努力的老同志生活在这块岛屿上。其中，与王家宝、王庆莲同一桌吃饭的忠义同志会顾问，当年在军统局局长室工作的徐昌俊，就是他们当年的老同事之一。
(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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