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高官胞姐忆两人重聚往事:半世纪分离 永远怀念

　　梁尚勇，曾任台湾“教育部”次长、台湾师范大学校长，为国民党终身监委。2015年3月13日在台北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几度应邀率团访问大陆，受到王岐山、胡启立等领导人的会见。他去世后，宋庆龄基金会、山西省对台办等单位发了唁电表示哀悼。近日，其胞姐、93岁的梁尚智口述了这篇纪念文章。

　　 战乱岁月

　　我父母是山西省定襄县人，十七八岁就结婚了，还是邻村的姨表亲戚。母亲张秀卿出生在一个家境很普通的中农家庭，小时候没有上学，原来不识字，父亲梁贤达后来成了她的老师，耐心教她拼音认字，逐步达到能写简单家信的水平。

　　家里曾有过8个孩子，只有我们三姐弟活下来，父母分别取了“智”“仁”“勇”三个字。我们的幼年是在战乱动荡中度过的，全家经常东南西北，搬来搬去。

　　我大约4岁时，随母亲从家乡来到山西省太原市。父亲先在私立平民中学兼课，在省立国民师范任教，后来当了校长，共8年。1929年，爸爸初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工作时，家住在太原市新民街的平房。有十几家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小院和相同的院门。我刚上小学，很长一段时间放学回家记不住家门。后来家里人为让我辨认，特意在门口挂上一个红布条。

　　当时，正逢阎锡山、冯玉祥间军阀大战。国民党转入地下，时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的爸爸常常是东躲西藏，家里也跟着不得安宁。记得全家一度迁到天津市的英租界，并改姓魏。返回太原后，爸爸有一次被绑架，而且被人打伤，住进医院。

　　由于山西的工作无法开展，1934年2月，父亲被调往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工作，我们全家又搬到安庆市，住在一栋二层小楼的两间房内，条件比较简陋，其中有一间还是公共区域，别人到阳台晒衣服，要经过我家的过道。南方本来就潮热，我们住进来时，正赶上近年最热的几天。家里就在天花板的架子上拴了若干条一米多长的布带子，通过两根绳子拽来拽去，布带子就会飘动起来，带来些风。我们晚上睡在竹床上，完全靠家里大人轮流坐在床旁，辛苦一夜，不停地拉动着这个土风扇。

　　过了一阵，我们才搬了家。这显然是有钱人家的院落，楼上有6间卧室，楼下的两个大厅足有50多平方米。院子里种着十几棵树，有苹果、石榴、香椿、枇杷、杏树。几棵白茉莉根深叶茂，从楼下沿着墙爬到楼上，香飘满院。秋令时节，各种颜色的盆栽菊花摆满了阳台。一群群的鸟儿结伴在庭院里飞来飞去，真有点鸟语花香的味道。尚勇与小朋友们常高兴地在院里戏闹玩耍。

　　这个时期，是战前家里生活最为顺畅幸福的一段。来的客人也多，几家国民党内的老乡熟人从南京、山西躲至此处借住，常见妈妈与她们打牌。南方的饮食与北方不同，常常吃鱼虾。尚勇吃不惯海产品，还有一次便血，爸妈发现后，情急之下送进医院，幸好没有大碍，很快就康复了。

　　我快上中学的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出差在湖北，不能留守在家人身边，只能着急地四处打听，如何妥善安置我们。不久，只有一两岁的小妹妹得了急病，因兵慌马乱无法及时医治而夭折，父母对此非常伤心。后来家里决定，由大舅领着我们，随人群走长江水路前往四川。

　　全家5口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艘客轮的三等舱位，经九江、武汉、宜昌到了宜宾。因没有买上大船的票，一家人只好换乘到一只木船上，在江中停留了一夜。就这样，历尽艰辛，到了重庆。我们先在父亲朋友家挤着住了几夜，后在重庆上清寺附近一栋三层楼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阁楼只有半扇小窗，开在别人屋顶上，不见阳光，又潮又暗，满屋子的怪味儿，成群结队的大老鼠在楼里日夜奔跑乱窜。我进入了一所私立中学，学校离家远，我住校，每周由大舅接送上学回家。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

　　不久，父亲终于也来到四川，全家又团圆了。他先在乐山新创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担任训导主任，后到了重庆，被教育部聘为专员，在秘书室工作。我的学校也迁到了夹江，离家几十里路，只能学期放假时才能回家。这期间，因反对校领导的贪污，学校闹学潮。学校开除了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我也受到“留堂查看”的处分。

　　爸爸具有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耿直木讷，很不爱说话，常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屋里看书。在我的记忆中，他从不曾与母亲发生过争吵，也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重话，更没发过脾气，妈妈更有个“阿弥陀佛梁太太”的尊称，对人善良乐助。家里生活虽很俭朴，但井然有序、计划周到，这全靠她一个人操劳。记得她曾卖了块绸料，给我买了件旧花布大褂，还在寄卖行买了一双黑皮鞋，我们姐弟三人抢着换穿。

　　初到乐山时，我和尚仁妹妹穿的都是士林大褂，蓝毛衣，提着个小黄书包，当时还挺时髦。有人传说我俩是作家巴金的孩子。我在乐山中学读书，尚仁和尚勇念小学。那时候，我们经常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警报一响，大家就急忙披上衣服躲进附近的防空洞。有一次，不到两个小时，日军就将乐山城区炸成一片废墟。听同学说，重庆市朝天门一带的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尸体一片。

　　在乐山我考上了东北大学，爸爸亲自送我到学校所在的三台市，并请学校山西同乡会的同学们吃饭，希望能关照我。校内大多数同学是东北人，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校内的抗日情绪高涨，组织了各种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爸爸随教育部迁回南京，一家人住在日本人留下的一处四合院里。他嘱咐我：“要听从学校的安排，什么政治活动都不要参加。”尔后，学校发生了同学被杀的命案，搞得人心惶惶。托爸爸的朋友好不容易买了船票，我从重庆回到南京。终于从几年的战乱中熬出，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1946年夏天，爸爸的老乡、小学同学胡仁奎叔叔带全家暂住我们这里，还跟有两个警卫员。爸爸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实际上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的“红色特工”，在抗战初当过晋察冀边区政府副主任。两家人虽分属国共两派，在一起相处也和和气气，各忙各的，交谈的内容从不涉及政治话题。后来才知，他在南京是直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解放初，经他介绍，我这个国民党家庭背景的人嫁给了彼此都熟悉的同乡、时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韩纯德。这是后话了。

　　11月中下旬，我即随东北大学师生离开南京返回东北复员。临行那天，正赶上到处在给蒋介石做寿，沿街十分热闹。爸爸、尚勇和胡叔家的孩子一同到码头为我送行。爸爸拉着我的手嘱咐：要常给家里写信，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今后做个人的人生规划，选择专业时，可以考虑当老师和医生；不要早谈恋爱，要找个各方面较成熟的人。尚勇弟当年十六七岁了，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再说：“姐姐，再见！姐姐，注意身体！”

　　我们坐的是一艘美式登陆艇，师生们挤在甲板下边的船舱里。刚上船，学校就发给每人一套肥大的黑色粗布棉服。船经上海，入东海、黄海、渤海，经过几天几夜航行，到葫芦岛军港下船，转乘一辆破旧火车，回到沈阳。学校滴水成冰，妈妈知道情况后，马上寄来呢子大衣、自己的皮袍、毛裤等衣物，又几次寄来钱，让我买皮靴等防寒物品。穿上母亲的厚厚的皮袍，暖在身上，也暖在心里。当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学生上课很不正常，学校里两派斗争很激烈。我牢记着爸爸的话，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947年，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猛烈，沈阳局势紧张，不少人都忙着往内地跑。爸爸从南京托人帮忙买了两张机票，我和一位同班同学一起从沈阳到了北京，先住在北京的二舅家，比较拥挤。说来真巧，有一天路经北池子66号的国民党机关，我碰见了胡仁奎叔叔家的孩子，胡婶非让我住到她家里。她把我当女儿看待，我也帮她做些家务。尔后，东北大学迁到北平，恢复上课。当时的校园分散得很，我们上课在张自忠路，宿舍在棉花胡同，上下学都要走很远。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东北大学又要迁回沈阳，我没有回去，算是提前毕业了。紧接着，我考入1949年才成立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迈进这所完全由共产党办的学校。学校有几万人，上课学习的内容大部分是政治书籍。

　　那时我得知，爸爸妈妈和尚勇已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尚仁妹因在校没毕业，也留在了大陆。

　　南京码头一别，这一生，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半世纪后重聚

　　尽管我是个胆小怕事、较为谨慎的人，但这个“海外关系”的帽子却在我头上戴了多年。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我被怀疑是“台湾特务”，横遭批判斗争，强迫劳动改造，吃了不少苦头，还殃及孩子们。

　　1981年，我丈夫拿到一份台湾报纸，上面刊登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怕我伤心，将其悄悄放在柜顶，很久也没有告诉我。

　　1987年，尚勇率台湾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新闻社记者拍到他的照片，算是“见了第一面”。

　　直到2002年，尚勇随李焕一起率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大陆作学术交流，我们才在离别56年后第一次真正见面。我们把胡婶、二舅等在京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虽已垂垂老矣，拉着尚勇的手，我仍能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

　　尚勇弟小我7岁。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乱世中东奔西跑，他也跟着受了不少惊吓。记忆中，他是个很爱干净、性格内向、勤奋踏实的孩子。不管住什么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学习用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而且不愿意让别人进到他的房间。在乐山时，我们三姐弟做家务是有明确分工的。尚勇负责提水上二楼，因为住人的二楼没有自来水。尚仁妹负责倒马桶，她觉得这活儿不好听，就把分工表偷偷藏在了镜子后面。我负责劈柴，把买来的一尺多长的木头块用斧子劈成小块烧饭用，每次都要备好回校后家里够用的柴。尚勇常过来帮我把劈好的柴整齐码放在小柴屋里，还十分懂事地对我说：“姐姐，我再大两岁，就能帮你劈柴啦！”听罢让人心暖。

　　这次访问大陆后，尚勇还来过两次北京、山西。有一次，得知他要去东北考察途经大连，我们老两口特意前去大连等候他。我曾计划赴台探访，因年迈不便，在办理赴台手续的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计划。

　　那些年，我们时有通信和电话联系，特别是节假日一定要相互问候，聊聊家常。今年春节我们通话时，还高兴地相约争取机会在大陆见面。真没想到，那次通话竟然成了诀别。尽管他已85岁了，但我对他的离去还是感到很悲痛。

　　孩子们赴台奔丧，代表我和尚仁妹两家人送别了尚勇。近两个小时的葬礼在台北的连绵细雨中举行，分为家祭和公祭。首先进行家祭，体现了殡葬礼仪文化的人文魅力；公祭由“监察院”院长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主持，马英九题写匾额“绩学贻范”，气氛肃穆，规格很高。尚勇以他几十年的勤奋学习、不懈努力，真正践行了“诚正勤朴”这四个字，受到人们的由衷敬重和高度评价。他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儒雅博学的教育家，也是持事公正、作风廉洁的国民党终身监委，我深为有这样一位弟弟而感到骄傲！

　　孩子们在台三日，一家人难得相聚，共享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尚勇修缮一新的“梁家墓园”，孩子们祭拜了从未谋面的姥爷、姥姥，代我实现了70年来的心愿。他们还带回了父亲写的《梁贤达八十回忆简述》的复印件。细细阅读，感慨不已，既更加体味到父母一生艰辛曲折的不易，也为终生没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而深深内疚，更感谢尚勇一家在台为父母所做的一切。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尚勇又与爸爸妈妈喜乐团聚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看到，让一代中国人骨肉分离数十年的历史悲剧，已永远成为过去。(口述|梁尚智 整理|韩凯)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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