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50周年 文化伤痕欲言又止

－大陆文革专题之15不少的中国大陆计程车司机是很好的社会观察者，尤其是在遇到堵车时，他们的感想往往源源不绝。

一回，搭计程车，司机大哥聊起，他的几个哥哥要从国外回上海探亲，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授，一个是…「你的哥哥都很棒啊」，随口接了句话。

没想到，萍水相逢的司机大哥突然感嘆起来说，其实这几个都是他的堂兄，是大伯家的孩子，「他们家有机会就把孩子送去念书」。他接着说，「我家书念得少。我爸爸也没错啦，就是当年政府说什么，就听了。」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点燃后，知识分子一直是文革的主要目标。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就鼓励全民造反，不仅政治上出现动乱，教师被斗死，所有大学关门，教育系统几乎被毁灭。

上述年约50岁上海司机对家族现况的不经意回顾，正反映了毛泽东和共產党曾号召年轻人「打、砸、抢、烧」，「造权威的反，造传统的反」，在此时代中成长一代的不同面容。

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Sigmund Freud Institute）心理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Tomas Plankers）曾说，中国大陆民眾仍生活在10年动乱遗留下来的心理创伤之中

普伦克斯认为，文革话题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共讨论中消失。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将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德国大屠杀已有证据表明，在心理上的后果并没有在一代人后消失。这些后果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延续，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

2012年中国大陆「新周刊」375期写下「人人在台湾看到的最美风景是人」。不久之后，大陆青年作家韩寒在「太平洋的风」，写下自己在台湾一连串遇到好人的经验：朋友的眼镜坏了，陪朋友在两家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配眼镜，都遇到贴心帮助他朋友的好老板；手机掉了还能找回，而且是计程车司机主动把手机送回饭店。

大陆接连几篇描述台湾「人好」的文章刊出后，从此，台湾的人情味、深植在生活当中的中华文化底蕴，成为吸引大陆旅客来台旅游的一大卖点。

一名在大陆工作的台籍干部对中央社记者说，他接触的大陆同事中，有一部分人，不算少数，到台湾旅游是希望遇到韩寒说的「太平洋的风」，就是遇到好人好事，因为他们在大陆没遇到过。

有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到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上海办事处索取台湾观光资料时，轻声对孩子说，「我要带你去看什么是礼貌」。

有刚从台湾回到上海的大陆民眾带着兴奋的语气对中央社记者讲完在台北问路的经验后，接着若有所思地表示，「台湾社会相信人…因为你们没有经歷那个时期，而且你们有宗教信仰，相信善」。

「太平洋的风」写了台湾不同角落的好人，在结尾则以不点名的方式提到文革的影响：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

「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

在文革结束将近40年后的今天，不难听到大陆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对文革遗留问题的反思。但如果不是和熟朋友聊，他们似乎很少直接说出「文革」二字，比较常听到的代名词就是「那个时候」、「有段时间」。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產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官方正式否定。也就是，中共中央早在1980年代就做出一个彻底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团的决议，但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政治上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团，但是文革对于中国大陆的民族、社会、民眾的祸害，几乎没有涉及。

多年来，文革在大陆公开场合和民间都仍然是禁忌话题。这种诡异的气氛就好像英国魔幻小说「哈利波特」故事里，多数人不敢直呼「佛地魔」名讳。

英文短篇小说集「即将到来的道歉」（Apologies Forthcoming）是关于文革的作品，现居美国的女性作家徐军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对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

她说，因为那段记忆会让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让施害者觉得羞愧。让人们对文革的感情更加复杂的是，很多人轮流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父母不会向孩子讲述那个时期的经歷。这个原因，连同教科书对这段歷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无知。这也正是危险的所在：因为后代并未吸取教训，将来这种灾难可能会重演。

对文革的集体沉默曾在两年多前被短暂地打破过。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2014年1月号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文章，其中「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歷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歷史新时期…」引起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因为，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以「十年动乱」来形容文革。

在此之前，2013年11月底，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期间，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并与专家学者座谈。参加座谈的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后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採访时透露，「在座谈会上，习近平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也讲到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

那段时间，相当多当过红卫兵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在狂热的青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道歉。

徐军说，当时看上去，就像是2008年「即将到来的道歉」这个书名所作的预测终于成真了一样。但很快，这个愿望就破灭了。道歉的声音很快便消失了，就像一缕青烟，外界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

文革结束将近40年以来，大陆当局对文革的研究和讨论有时严、有时宽，即使曾经是文革受害者的当政者也会严控文革相关议题。而亲歷文革的小市民在数十年后，对于文革的记忆有时是选择性的。

也是搭计程车。中央社记者多年前在重庆遇到一名健谈的司机，讲到早年当红小兵跟着一群人到北京的经验，他语气亢奋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北京做了什么事他没详细说，只记得这段聊天的结尾收在他说，「小时候没念书，只好开出租车（计程车）了」。

其实，以非技术工人来说，出租车师傅（计程车司机）在大陆算是收入不错的，但很巧的是，沿海的上海，内陆的重庆，中央社记者都遇到感嘆当年没能多念点书的司机，但是该读书的岁月为何错过了，两名师傅的回忆似乎都遇到断崖。

曾先后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王绍光是在1977年大陆恢復高考（大学联考）时考入北京大学，是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大的同班同学。他的康乃尔大学博士论文中文缩写本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在书中，王绍光指出，大多数他採访的对象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是受了毛泽东的愚弄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表示他们参加这场运动是为了毛，而不是他们自己。

从20多年前王绍光对曾在湖北武汉参加文革群眾的访谈，到现在中央社记者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大陆一般民眾，他们对文革不是没有感想，但外显的现象是，许多人似乎只希望留下感到光荣的记忆，淡化不愉快，并合理化自己曾经的作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解释？王绍光的观察是，「在意识的层面上，追随者是非理性的，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是相当理性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就没有活路，必须把自己偽装成毛的拥护者。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毛代表正义。「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潜意识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弗洛依德指出，人们真正想要的往往不出现在意识中，出现在意识中的往往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这就是潜意识。

当心中的理想与现实衝突时，对于曾经发生的文革，人们潜意识地合理化自己曾经的作为，淡化自己或上一代留下的不好记忆。但是，掩盖，不代表没有伤口。这仍然是所有中国人迟早必须面对的。1050516

(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