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蔡英文新经济政策看对病症 开偏药方

　　蔡英文在美国演讲时提到，未来民进党执政，将推动以“创新、就业、分配”为理念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谢楠10日在华广网刊文表示，“新经济发展模式”切中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要害，但未见真正切实可行的政策规划。

　　全文内容如下：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赴美“面试”期间在演讲中提到，未来民进党执政，将推动以“创新、就业、分配”为理念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并强调将努力推动台湾经济增长模式由“效率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重塑台湾经济竞争力。蔡英文成为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后，在不同场合都提到“新经济发展模式”，可预见这将成为民进党未来执政社会经济领域的核心政策。

　　“新经济发展模式”是试图平衡“左右”的社会经济政策。2008年民进党败选后，逐步选定阶级议题和分配议题作为自身宣传主轴，高举“公平正义”旗帜，不断攻击台执政当局“政商勾连，图利特定财团”，宣称经济增长反导致岛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岛内民众对经济发展无感，声称自身上台执政将高度重视分配议题，将向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注更多资源。同时，民进党全力高举“环保”牌，强调社会责任，坚决反对“核四”运营，主张“2025年实现非核家园”、“10年开发绿色能源500亿度”、“10年节电300亿度”，政策主张尽显自身“左派”政党色彩。

　　但是，随着民进党选情看涨，需要进一步向岛内工商界示好，以分化拉拢国民党传统支持者时，蔡英文又反复强调“不仇富反商、不独尊劳工、不反对签订自贸协议、不支持豪宅税、证所税”，甚至脱口而出“台湾劳动放假太多”，引发巨大争议。由此可见，蔡英文极力想在岛内工商界和劳动群体、环保群体中谋求平衡，努力扩大自身支持群体。

　　“新经济发展模式”切中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要害，但未见真正切实可行的政策规划。客观而言，民进党与蔡英文提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确实找准了台湾社会经济发展陷入“闷经济”困境的病因。台湾长期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下端，经济竞争力长期依靠生产成本的不断压缩和劳动效率的不断提升，迟迟未能实现经济发展由“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中原因既包括台湾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政策法规松绑不够、岛内风险投资市场不发达等政治经济方面因素，也包括教育体制效能低下、人才外流等社会因素。提升台湾竞争力需要台当局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最大程度激活民间活力与创造力，也需要台当局加大对经济发展投入。这要求台公权力部门理顺发展与分配关系，完善财政收支结构。

　　但事实上，台湾财政状况很不乐观，一方面是社会福利开支因政党恶斗陷入“喊价式增长”，各类福利津贴逐年加码；另一方面是政党为不失去选票，都不敢轻言加税而更倾向于减税，致使台湾成为税收负担比最低的经济体。民进党与蔡英文四处宣讲“新经济发展模式”，试图“左”、“右”两边都讨好，但惟独不见其实打实的政策规划，也难找到其改善台湾财政状况恶化的具体办法。难怪有论者批评民进党与蔡英文的政策是“不负责的左派政策”与“不诚实的右派政策”。

　　“新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拒斥大陆，靠向美国”的发展路径，注定难获成效。蔡英文在美国演讲时表达“非常希望和美国建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迫切需求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同时强调“新经济发展模式”应“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确保台湾经济自主”。

　　当前两岸经济合作进入深水区，两岸产业合作由以往的垂直分工整合逐步转向水平竞合发展，台湾半导体等优势产业正面临来自大陆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从《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目标在于建成一个高水平、相对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半导体等产业必然是大陆投资发展的重点。作为规模较小的浅碟型经济体的台湾，按照市场规律要求，其理想选择应是尽速实现两岸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尽快切入大陆为主导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若干环节强化自身竞争力。可见，台湾未来发展的理性选择应是进一步靠近大陆，通过两岸经济深度融合以实现自身提升。而民进党“拒斥大陆，靠向美国”的经济发展规划背离了大陆崛起及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的大趋势，未来成效难言乐观，属于典型的“开偏药方”。

　　另外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角度分析，台湾对外经济合作重心应该是通过大陆主导的RCEP进入东南亚，甚至是通过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亚投行进入中亚及中东等地区。而民进党与蔡英文热衷的美国主导的TPP标准极为严苛，现有TPP参与成员内部尚存在巨大分歧，能否上路实施还存在不小变数。近些年台湾自由化进程缓慢，“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因岛内分歧巨大、政党恶斗不止一直未能通过，很难相信台湾未来能快速达到TPP要求。可见，民进党对TPP所展现的热衷或许更多只能成为一种充满政治算计的姿态，很难成为现实。(谢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